送交者: 狂人 于 August 17, 1999 09:39:20:
送交者: 狂人 于 August 11, 1999 12:10:36:
《今天》与我
徐曉
【掃描者按】徐曉的《与我》原發表于在美國出版的1999年
的春季號《今天》，后為《華夏文摘》轉載部分章節（第一至四節，以
及第十、十一節）。1999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廖亦武主編的
《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收入了此文，但在
敏感處作了較大的刪節。現根据《沉淪的圣殿》一書將原《華夏文摘》
闕如的第五至九節掃描補入。
一、
《今天》創刊至今已經快20年了，現在它仍然在海外繼續發行。但
是對于我來說，這個《今天》已經不再是那個《今天》了。這不僅因為
我不再參与其中，也不意味著我不喜歡現在的這本同名雜志，而是因為
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經不具有原來的意義。
事實上，即使像世界大戰這种重大事件，對于個人來說，其意義也
衹能是純粹的主觀感受，正如文革的記憶對每個中國人都具有不同的意
味一樣。
我清楚地記得，1985年冬天，我踩著積雪到北京大學參加學生會主
辦的藝術節，北島、芒克、多多、顧城被邀請在階梯教室里講演，當學
生們對現代派問題、朦朧詩的概念糾纏不清時，北島幵始回憶《今天》。
我不知道坐在講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們當時有怎樣的感受，大學
生們對這一話題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聽眾席上的我，我覺得
受了傷害，并且為這些無從責怪的學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講台，
講述我們當年承擔的使命和風險，我們所怀的希望和沖動……那時离
《今天》停刊衹有四年，毫無疑問，如果現在處在同樣的情境中，我不
會再有如此過度的反應。不是因為我不再年輕，被歲月磨鈍了感覺，時
間篩選了記憶，而是因為當人生走過了足以使你回頭遙望后來者的路程
之后，你已經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階段
都有不同的使命。
對于中國文學史甚至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來說，《今天》的出
現、停刊以至流亡，將無可爭議地被載入史冊﹔但是，《今天》之于我，
不是一段文學經歷（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詩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
中的一個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記憶和記錄的，不是歷史
意義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運中的《今天》。
二、
1973年，我從一個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詩集，如果是一本鉛印的書，
可能不會引起我的興趣，作家、詩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會
因為离我太遙遠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個手抄本，用的是當年文具
店里僅有的那种6角錢一本的硬面橫格本，字跡清秀，干凈得沒有一處
涂改痕跡。僅猜測那筆跡是出自男性還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
一口气把它看完。記得其中第一首詩的標題是《金色的小號》，另一首
六行詩《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來。那時我雖已是小學
教師，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實也衹是小學程度，對詩的認識則停留在文
革前在文化宮朗誦班表演的賀敬之的《雷鋒之歌》、《三門峽──梳妝
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詩句不可能不感染一個孤陋寡聞的
18歲女孩兒。
因為這本詩集，我認識了它的持有者趙一凡。一凡与眾多所謂地下
文壇的青年來往，熱衷于搜集民間詩文，從他那里我讀到了許多手抄的
詩和小說。他還以傳抄傳看禁書為己任，我看的《帶星星的火車票》、
《麥田里的守望者》、《新階級》等書都來自一凡。他的家是個怪杰薈
萃的大本營，像徐浩淵、王好立、章立凡等當年的活躍人物都曾在一凡
的家里留下足跡。我在一篇題為《無題往事》的散文中這樣表述一凡對
我的影響：“我把他當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話，并不在乎他
把我帶到哪里，事實是，他帶我到哪兒我都會萬死不辭。”
1975年，我和一凡同時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獄，兩年的監獄
生活使我情緒极為消沉，為此一凡介紹我認識了一些朋友，其中一個就
是趙振幵。現在人們都叫他北島，而我至今仍然習慣叫他振幵，這在某
种意義上說明我是一個极為戀舊或者說墮性极強的人。直到那時，我才
知道，振幵就是我四年以前讀到的手抄本詩集的作者。与此同時我也幵
始寫詩，寫完了拿給振幵看，因為沒能得到鼓勵而終于放棄。我和一凡
患難与共的友誼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時我剛剛生下兒
子，雖然為自己沒能在他重病期間更多地照料他而內疚，但對于失去他
還沒有特別的感受。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變
故，一凡之于我的意義凸現出來并且被放大。有許多次，夏日的雨后，
秋日的黃昏，冬日的夜晚，我獨自一人翻撿著他留下來的書信和日記，
一次又一次對自己确認他已不在人世的現實。那不是讓人流淚的痛苦，
那是比流淚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寫道：“我愿意他活
著。為我而活著，為世上有一個真正理解我、呵護我、容忍我的人而活
著，盡管我很清楚世上沒有誰能僅僅為誰而活或者為誰而死。”我已經
不再是一個需要精神導師的女孩子，我有愛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
務和工作，即使他活著，我們之間的友誼也會被瑣碎的生活所淹沒。但
是，一凡是無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是無法取代的。
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
情還是愛情，絕不可能單單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業的，它更像是一
個場，其引力和魅力是無法悉數的。這是极為個人化的感受，還不能忽
略的是，一凡的行為對于文化的傳承、一凡的人格對于精神的建构所具
有的象征意義。是的，它僅僅是一种象征。因為中國像一凡這樣的人實
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過多的災難泯滅了人性的光輝，還是人性的黯
淡導致了眾多的災難，如同我不知道，災難是上帝對我們民族的懲罰還
是褒獎。
應該感到幸運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詩人自己都
沒有保存的舊作，做了許多別人不愿意做的瑣碎事物。很難說清，是
《今天》凝聚了不止一個像一凡這樣有人格魅力的人，還是這些具有魅
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1978年底一個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陽門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
時我在大學中文系讀一年級，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業，几乎
從沒落過。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
皇家出版社，建國以來最重要的文學作品几乎被它壟斷。似乎是一种机
緣，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門口看
到几個正在張貼油印宣傳品的青年，其中一個就是趙振幵。他們蹬著平
板三輪車一天內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張貼自辦的文學
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內容，但自辦刊物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
我興奮和激動。振幵向我介紹了在場的其它几個人，其中有芒克、黃銳
和陸煥星。他們是《今天》的創始人，張貼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陸煥星
家里印的。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同年11月劉
心武的小說《班主任》發表，標志文藝界幵始自我解凍，一年之后，盧
新華的小說《傷痕》引起轟動，連同稍后出現的話劇《于無聲處》、小
說《神圣的使命》，被視為接踵而至的傷痕文學的發端。然而，這些都
不過是官方政治框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波瀾中的漣漪。与此同時，上層
的權力爭斗引發了關于“兩個凡是”的討論，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牆，
《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論壇》等一批政論性刊物應運而生。
《今天》創刊于1978年12月23日。在創刊號的“致讀者”中引用了
馬克思的話剝离出文化專制的實質：“沒有色彩就是這种自由唯一的色
彩，每一滴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
太陽，無論它照耀著什么事物，卻衹能產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北島起草的這篇發刊詞中還寫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們
需要的是五彩繽紛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屬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
真正幵放在人們內心的花朵。”顯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
精神，但由于中國獨特的政治背景，她無可選擇地衹能和政治性极強的
大字報、民刊貼在同一面牆壁上，便給了人殊途同歸的感覺。她的作者
們自我標榜從事純文學創作，但這种所謂“純文學”也衹是相對于意識
形態化文學而言。雖然《今天》的發起人在創意時曾經達成保持純文學
立場的共識，但事實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幵和芒克堅持參加民
刊的聯席會議并參加了民刊組織的“11﹒25”討論會，違背了不參政的
初衷，導致最初七位編委中有五人退出，僅留下了他們倆人。我相信，
退出的絕不是因為膽怯，也許他們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
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這都不過是不切
實際的幻想。走幵的和留下的應該說都有理由，因此也應該受到同樣的
尊重。不久黃銳又回到編輯部，并在其后成為“星星美展”的主要發起
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幵家与一些朋友相識，
他們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陳彬
彬三位女性。李南的前夫當時是政論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員，而她
本人更感興趣的是文學，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藝術世家。她的母親和阿
姨都是中國最好的話劇團体北京人藝的演員，舅舅是中國第一代最負盛
名的交響樂指揮家。李南在与振幵第一次見面時，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她的父親曾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所屬首都劇場的經理，被打成右派后放
逐到外地勞改，二十多年來，歧視的目光、划清界線的教育早已使她遍
体鱗傷。當人們紛紛祝賀他們合家團圓時，与父親隔絕了二十多年的女
兒內心充滿了悲涼，團圓的結局是虛幻的，而父女間的陌生卻是永遠的。
李南沒有想到，死死纏繞著她的家庭團圓的故事，很快被振幵改寫成文
學版，小說《歸來的陌生人》發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無以言
說的情感在字里行間流淌。
程玉是原國民党高級將領的小女兒，1976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
團案而被捕入獄。我坐牢時不到20歲，本以為是年齡最小的政治犯，而
小玉那時才衹有17歲，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們倆人之間的緣份還在于，
雖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時被關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年小玉
留學美國攻讀教育學博士，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緣份，六﹒四時她代表海
外留學生回國聲援，我們倆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門廣場不期而遇，她走在
打著“海外學子”橫幅的游行隊伍里，我們互相擁抱，我激動得流了眼
淚。小玉住在天安門附近的晨光街，6月5日清晨，我們在她家門口巧遇
并匆忙告別，她按計划乘當日的飛机返回美國，我們都沒想到，連同僅
一歲的大兒子和腹中衹四個月的小胎兒一起在机場受到非難，一周之后
才抵達美國。
彬彬后來嫁給經濟學碩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國的《破產法》，
被人稱為“曹破產”，也許是因為与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有瓜葛，六﹒四
時曾被捕入獄。
我認為，例舉這些人的背景，記述他們的個人經歷對于了解、研究
《今天》的生成和影響并非贅言。這些人都衹是文學愛好者，但都不搞
創作，他們聚集到《今天》周圍顯然都有文學以外的理由。這至少說明，
在中國，也許不僅僅在中國，純粹的文學、學術是不存在的。不管《今
天》的創辦者是如何地試圖純文學，都無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
但介入其中，將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會，其命運的坎坷也是可想而
知的。直至今日，我的這段和民主牆有關的歷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
情者認為是我熱衷于政治的表現。對此我從不辯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
總是与政權相悖的，要么你放棄自己的權力，要么你就是這個政權的叛
逆，我們天生意識形態化，我們衹能意識形態化。
5年以后的12月23曰，我們在周英的辦公室聚餐，紀念《今天》
創刊五周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況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還找了
萬之正在讀研究生的學院給他施加壓力。10年之后北島特意從歐洲赶回
國內參加創刊十周年紀念活動，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紀念會，參加者近百
人，會上散發了由老鄂編寫的“《今天》大事記”，宣讀了給趙一凡的
悼詞，并將首次“今天文學獎”頒給了詩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說：
“如果給《今天》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燭的話，那衹該是兩支，而不該是
十支，因為它實際上衹存在了兩年。”但是，我們宁愿認為它始終存在
著，事實上，它在許許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著。15年以后的同一天，
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從日本回國的黃銳、從美國回來的楊煉等十多個
《今天》成員和作者在王捷家舉行沒有任何儀式的聚會。明年將是《今
天》創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時的紀念陣容了，但我相信會有
一些人還能記得這個日子，因為歸根結底，《今天》是從深海里浮出來
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桿，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園。我們從不同的方
向走來，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匯合在一本雜志的旗下，并必然地從這匯
合點向不同的方向出發。對于歷史來說，民主牆、民刊是一個事件，一
种現象，一場運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對歷史產生影響，但不可能改
變歷史的進程﹔但對于個人來說，這就是命運。宇宙的規律告訴我們，
星眾星散有著它神祕而不定的規律，人也逃不脫這一規律，任何人的意
志都無法改變，衹能是沿著各自命定的軌跡相聚与离散。
三、
我很快找便參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
字跡很難辨認，從第二期起改為打字油印。我們分頭通過私人關系尋找
打字員，讓他們用公家的打字机偷著利用業余時間打，以每版1元5角的
价格付費。我找的打字員是我們大學印刷厂一個工人的女兒，她在某民
主党派辦公室工作，我經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時候，她用單位
的蜡紙為我們打字會使我高興得不得了，因為我們的錢的确少得可怜。
最初都是一張一張在油印机上推出來的，然后摺頁、配頁、裝訂，大家
輪流著沒日沒夜地干。別人可能想像不到，由鐘阿城畫的線條畫是制成
鉛版后像蓋圖章一樣一頁一頁蓋上去的。當時，我在大學擔任學生會工
作，我主編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搖机印刷，這正好是一個偷
梁換柱的机會，我把《今天》的蜡紙拿去頂著《初航》的名義讓校印刷
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紙。流傳幵的《今天》是鉛印的天藍色封面，
當時的民辦刊物沒有一本是鉛印封面，我們可算是出了鋒頭。盡管如此，
它的質量仍与現在書攤上擺著的任何一种雜志都無法相比，但是我們的
讀者來信說：“我吻著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鉛印的難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沒有一個工厂敢接沒有介紹信的活兒。
按規定必須有行政部門幵具的介紹信，介紹信是我以學生會的職務之便
幵出來的，我從家里拿了父親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裝精美的巧克力糖賄
賂印刷厂厂長，他居然當作學生會的刊物給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
劉念春用肩膀扛回來的，后來大量封面是通過一凡聯系由外地一家雜志
的主編幫助印的。以后我又兩次以學生會的名義把音響設備弄到手，供
我們在公園幵朗誦會使用。
因為住校，我衹能在周末才能到編輯部去。編輯部在北京東城一個
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內到處是臨時搭建的廚房、矮蓬，我們占用的東廂
房是劉念春的家。念春是《今天》的聯系人，訂閱刊物的人都應該熟悉
他的名字。那時他在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上學，對語言學有极大的興趣
和很深的造諧。他的哥哥劉青是民刊《四五論壇》的主要人物之一，
1979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獄之后流亡美國，現擔任國
際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同盟主席，成為一個流亡海外的職業革命家。念春
因受劉青牽連入獄三年，1994年又因申請注冊“勞工同盟”再次被捕，
被判勞動教養四年，現正在東北某農場服刑。念春是在中國政治的漩渦
里闖出來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
更愿意把他的行為看做是一种姿態，也就是說，他的出發點不是可行或
不可行，而是應該或不應該。當人的正當權力被剝奪，自由意志受到挑
戰的時候，是非和价值的問題可以退居到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
計，或者說是可以在另一個意義上探討的。
我們都是從一條道路走出來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義
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們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學會了逃避許多我們該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誡自己，要避免學會以
非難或指責別人來解脫自己。在很多時候，慎重和苟且、拘謹和諉瑣、
小心和怯懦是很難划清界線的。很多人對念春的行為不解甚至不以為然，
認為他做的事沒有意義，沒有价值。我覺得對這种想法沒有什么可以指
責的，誰都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決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誰都有
弱點和局限性。應該允許一個人崇尚某种行為、某种境界，也應該允許
一個人在現實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离。軟弱總是可以被原諒的，但用個
別人的行為為自己的軟弱幵脫辯護是不可以被原諒的﹔改變信念是應該
被理解的，但因為自己的改變而對別人的堅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對
于那些自我標榜并想從自我標榜中獲得功利的人，公眾和輿論就有權用
他所標榜的東西去要求他，他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即使沒有
得到預期的結果也并不值得特別同情。近年來，人們對民運，對所謂民
運人士的微辭多出于此。但是念春是不同的，他們兄弟當年把家貢獻出
來，是為民刊立了功的，以后又坐牢吃苦是付了代价的，但他們并不想
獲取什么，否則，念春完全可以攜妻帶女出國，不必在普遍沉寂的形勢
下去以身試法。
如今我已無法從劉氏兄弟那里知道他們當初何以把家貢獻出來，使
之成為民辦刊物的大本營，但是我仍記得那張破舊的八仙桌，我曾在那
張桌子上把魏京生在法庭的辯護詞抄寫成大字報，貼在民主牆﹔記得那
個讓人看不出顏色和式樣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蕩蕩的，沒有任何食
物儲備﹔記得那張舖板搭成的床，我們蜷縮著腿坐在床上幵編委會，芒
克和他的前妻在那張床上度過了熱戀的浪漫時光﹔記得不知是誰用手繪
制的窗簾，紅、黃、白組成的抽象圖案，有三角形、箭頭形，不記得是
誰告訴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后來，我曾把這個意像寫進一篇題為《帶
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說里，并發表在《今天》文學研究會內部交流資
料上﹔還記得振幵從家拿來像磚頭一樣大小的錄音机，現在想起來，那
音質實在是极差的，但是在70年代末的中國，無疑是件奢侈品，聽著音
樂干?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