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ZT 于 May 01, 2000 09:26:01:

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新话题(ZT)

　　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是一道亮丽的景观。其间，许多“新话题”尤为诱人。
“新话题”或以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引人关注；或以不同观点的争论催人思索；
井几乎都成为热门话题，“新话题”很多，现择其二三谈谈我个人的陋见。

之一：关于“超性别写作”

　　大多数女作家一直操持着“超性别写作”，这是显见的。
　　然而，90年代以来，它果然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女性文学批评界，
一派认为，女性写作是女作家的性别写作，主要是她们的“私人化”写作和躯体
写作等；至于提出超性别意识、超性别写作，无外乎只是一个策略而已，它并非
为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一派认为，女作家应以人为本，女作家突出女性的女性
意识，生命体验是当然的事情，但不宜搞什么性别中心主义，偏执于“性别”；
女性文学不宜排斥“超性别意识”、”超性别写作”，以致陷于狭隘境地。两种
不同意见虽尚未形成明晰界限，但歧义是客观存在的。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看法。但也不排斥那些真正含有文化意味的“私人化”写作
和躯休写作。只是我不赞同有些批评家把“女性写作”局限于此，并称其为女性
文化核心、女性文学成熟标志的提法。我以为女性文学应重视男女的“差异性”、
突现女性视野，然而不宜由此而走向极端或以偏概全。当今，女性文学多元化局
面的形成多不容易，我们为什么要把本来已属中国女性文学的宏大叙事、历史记
忆、时代精神统统都让位出来，蜷缩到“边缘”去呢？女性文学首先是人的文学，
其突出“性别”，是为了激起我们改善女性生存境况、全面实现女性自我的勇气
和悟性。“性别”假如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一种困惑、一种负担的话，那么，女
性文学有责任去化解它、冲击它，以求实质性男女平等社会的早日到来，以求获
取属于女性自己的权利。假如说，女性文学的挑战性，在于颠覆男权中心文化的
话，那么她就应该拿出女性自己对整个人类的思考来，作出自己对整个时代的感
应来，而不宜后退到“边缘”去局限自身。真正的女性视野是广博而深远的。

　　去年秋日，我曾梳理过新时期一部分著名女作家的“女性观”，以及她们对
“女性写作”的看法，结果，我欣喜地发现她们几乎都认为，“女人首先是人”，
都不排斥“超性别写作”。她们一方面自尊自爱，“以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
人的共同感情，寻找人的可能出路”为已任（见斯抒《作为另类》），以“树起
母性特有的高贵气质”为追求（见迟子建《地地遭道的女人》），显得大气、大
度和大方。另一方面，她们不屑于当今某些“只关注女人职务与家务”、用放大
镜“探讨雌性征象的俗姿庸品”，认为这样的“女性文学”不利于精神上的“环
境保护”（见舒谆《要有一面自己的镜子》），她们认为“过分强调女性身份”，
容易“陷入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见翟
永明《超越界说》）。看来，绝大多数女作家都不愿过分陷于“性别”，正如王
安忆早就说过，女作家倘若过于“陷于内部世界，拼命创造幻想”的话，那么，
“创造出来的自我”，常常是“谬误”的。（见《女作家的自我》〕。

　　90年代女性文学的特征在于它的多元性。要使多元化局面顺利发展下去，必
有赖于现存多视角（包括女性视角、超性别视角、中性视角等）的延伸与发展，
必有赖于中外文化的进一步拉击。

之二：女人的大散文和小散文

　　90年代中，后期，”小女人散文”曾作为“大众文化”类文字，充斥于晚报
副刊与女性期刊。目前，它虽已走向低潮不再走俏，但这种带有性别歧视的用语，
可实在不宜继续了。

　　想当初，“小女人”称谓由南到北风靡于媒体，有的制作者也竟以“小女人”
自诩，颇为得意；“小女人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不少女人梳妆台上的消闲之物，在
消费社会，女人既是文化消费的承担者，又常是消费文化的制造者。英国工业革命
时期，不是有许多中产阶级女性，从阅读《妇女闲话报》《淑女周刊》开始，
后来自制起文化消费品自娱自慰、以写作为“时髦消遣”吗？今天，我们一些知识
女性抒写一些以感性见长的生活散文；敷衍一些小事情、小回忆，抒发一些小感受、
小忧伤，流露一些小情调、小思索，虽不完全类同于18世纪英国淑女们的文化行为，
但其中一部分离不开厨房、卧室、电话、奶瓶的文字，到底是脱不开“文化快餐”
的干系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被列入“小女人散文”的作品，虽然某些出自作者心
坎的情语、隽语，可属文学作品，但其绝大多数文字，乏于文学要素与内
涵，难以进行审美鉴赏，是不宜列入文学范畴的。正如老作家艾煊所言，对漂浮在
商潮上的散文，可用“仿散文，拟似散文，或非文学散文”，等称谓冠之。

　　其实，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妇女运动就一直以铸造女性“大魂”为要，将
“大魂”作为女性肩负民族重任。进行女性自我文化重塑的目标，辛亥革命时期，
《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刊或号召妇女“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
“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或呼唤“伟哉女权！伟哉大魂！”。新中国提出“妇
女顶半边天”的口号，为世界各国妇女所赞许。至于本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同样呼
应这“从伟”“从大”的女权观念，广大女作家步尘秋谨的壮怀豪情，自有一番大
女子的气魄。气度和作派。当然，话说回来，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政治文化的缘故，
中国女性文学确实长时期地被淡化、乃至失落了女性性征，“小女儿情态”则被视
为“小资调”而遭贬薄。9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中，柔婉可爱的“小女儿情态”的重
新浮起，对调整过去某些缺乏自然是有益的。只是，一些女作者自甘于“小女人”
称谓，在呈现“小女儿情态”时，又过于“自恋”或“自轻”。对此我感到，为继
承和发扬我们自己的女权传统，为更好地进行女性自我的文化重塑，现在是大力提
倡和褒扬女人大散文的时候了。

　　90年代以来，可以称得上女性大散文的，确实不多。但当我读到诗人马丽华《走
过西藏》（由《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凤》三部长篇散文结集而成，共
52万字），画家巴荒《阳光与荒原的诱惑》，以及散文新手唐韵《我们的蜗居和飞
鸟》——三部都是由女性写的关于西藏的作品时，我顿时眼前一亮，而“心”为之
怦然地跃，“胸”为之隐然地痛，在一种昂扬的生命感中，被震撼着、沉思着、哀
伤着……这种阅读感觉告诉我，我已摸到女性大散文的脉搏了。三位女作家对藏文
化的深入勘测与独特叙述，她们自身生命体验的腾跃和升华，她们审美世界的丰润
和驳杂，不是都在呈现着大女人风采。女人大散文的精髓吗？不是吗，人类学家格
勒（藏族）与周星，赞扬马丽华具有来自“人类学的智慧”。认为她作品已“在文
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美术批评家刘骁纯觉得巴荒的
西藏之行是“生命之旅”，在帮助人们寻找“青鸟”；而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对唐韵
“改医从文”后的力作，则以“大气”予以评述，但是，很遗憾，朱向前居然把唐
韵的“大气”，看作是她深情关注“一系列男性话题”的结果，似乎人类所有精神
问题只属于男人世界。一位优秀批评家内心深潜着的男权中心思想，令我感慨万千。
看来，女人自我的“文化重塑”，更须“以大为纲”了，其中当然也包括着对男权
中心话语的解构。女人大散文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之三：关于“个人化写作”中的“性”走向

　　在“性”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一种心理存在、一种社会存在，变得可以表达的
今天，我想，女作家“个人化”写作中有关“性选择”的走向（如同性恋、自慰性
行为）、躯体化描写的走向等问题，也是可以进行探究的。

　　前一阶段，评坛上对“个人化”写作的讨论，着重于它对多元化文学格局形成
的意义，以及它与宏大叙述的关系等方面。至于对女作家“个人化”写作中“性”
走向自身，似乎尚未深入；无论对其作诗性的美化，还是作歧视性的贬斥，都未能
真正切入其内里。人们对“性”走向这个问题的困惑是显见的。

　　其实，80年代未，女性创作中已存有女同性恋题材作品，只是当时它虽载体于
社会题材，但尚未发表女同性恋宣告，追逐西方式的累斯嫔主义（“女同性恋的绵
延”）。9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接受西方女性主义
影响，终于把女同性恋和建立女性乌托邦联系起来，呈现女权观念；并对女同性恋
作直接的生命形态描绘，将其物质性、心理性，艺术地表现出来，70年代出生的女
作家，更倾于描写异性恋，或以“性”作交易，或用“性”设宴会；而写女同性恋
时，她们则当然地持惯常的既自信又无知的态度。同60年代出生的陈染、林白们相
比，70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们，她们的躯体化语言，虽都较为精致和典雅，但到
底更倾于性快乐的感觉、性享受的体验。她们的性幻想与性自信画面，具商品社会
将“性”物化的特点，而乏于作者同画面的距离感，谈不上多少理性的思考。

　　然而，在女性性体验已经可以自由地进入文学的当今，我以为仍有提醒诸位“
笔下谨慎”的必要。目前，在某些女性创作中确实存有过于渲染女性性征、性描写
低俗不堪、乃至把女权主义者描绘成颐指气使的女“性霸”等苗头。负面影响是极
其明显的。既然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语），
我们女子就理应自觉地用“人的行为”标准去对待，用我们女人的水准去争取自己
的性权利。

　　无疑，当今女性创作的“性”走向，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
女性创作中关于性题材的某些特殊叙描，是女性自我探索的组成部分，不宜用男权
中心话语去贬斥；但也不宜像有的女评论者那样，将它们视为女性文化的保证，或
将其作为女性文学的先导和趋向来加以鼓吹与抬高。文学表现“性”走向，既不同
于医学的实验报告、又不同于社会学、心理学的社会调查与理论阐述，由于艺术化
的躯体语言总会直接地作用于读者感宫，而产生模糊的暗示效应；因此，作家应特
别地以爱心控制好情与理，肉与魂的关系，避免某些不必要的、负面的诱发作用产
生。这类创作所突现的“自恋”倾向，应予以充分关注。过分的“自恋”不利于女
性自我的精神成长；还容易跌人男人“欲望化”的“窥淫”陷阱。对西方女性主义
的吸收和借鉴，我们应坚持自己的立场。

之四：“慈母爱女图”的淡出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卢宾认为，“恋母情结”是“人类性别化”的关键，要
推翻男权的性别制度，必须“解决文化的恋母情结”。中国女性文学，自张爱玲开
始，就同这股思潮相共鸣、相呼应。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母亲形象露出苗头。
90年代，一批更年轻的女作家，对“母亲神话”的颠覆，则几乎成为一种倾向了。

　　80年代未，90年代初，在铁凝发表长篇〈玫瑰门》前后，曹七巧（张爱玲《金
锁记》女主人公）式的恶母形象日见增多，《玫瑰门》中的老妇人司猗纹，是个疟
待狂，除对男权中心社会进行骚扰与报复外，她更热衷于对女人的把玩、控制与统
治。残雪《山上的小屋》，池莉《你是一条河》，万方《在劫难逃》，方方《落日》
等小说里的母亲。外婆们也都类似曹七巧、司猗纹，不是给女儿“虚荣的笑容”，
就是把女儿视作“家贼”；不是用毒品让女儿上瘾以将她留住在身边，就是亲自制
造事端破坏女儿幸福。她们几乎都丧尽母性，把“母职”变成统治，把“母爱”化
作虐诗。这里，没有“慈母爱女图”，女儿们只觉得母亲也是压迫和威胁。

　　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如陈染、涂坤、徐小斌们，再度把对
“母亲神话”的解构推前一步。她们大多把母亲形象置于权力结构里予以考察，她
们发现，母亲一旦同具主宰性、贪婪性、虐侍性的权力整合在一起时，母爱会顿然
消失；母亲对女儿的监护，也就变成了窥探、压迫和摧残。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
门声》里的女儿黛二，对母爱的感受是母亲那侦探式的攻击；黛二恼怒母亲对她个
人生活的监控与侵犯，徐坤《女涡》里的母亲李玉儿，她身子被于家三代人使用过，
生育史更充满苦难、辛酸和荒诞；但当她由儿媳熬成婆婆后，果然从“受虐”向“
施虐”转化：既告发儿子又告发女婿，既毁掉女儿眼睛又毁掉儿子爱情，还使劲地
向孙辈灌输他们父母的坏话，致使全家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徐小斌《天籁》里的母
亲是个歌唱家，但当她遭遇政治灾难被流放到西北后，竟然一边培养女儿大唱民歌，
一边却下毒手弄瞎女儿眼睛；她期盼盲女天籁般的歌声唱遍天下，自己也因此而得
以扬名，这类母亲的母性，已剥离了爱，剥离了生命的真讳，陷落在魔性、兽性之
中。这些作品切人了母性内里，呈示了女性文化心理结构的阴暗面；它们的先锋性
和经验性，对于解构男权中心文化。对于提升女性文化心理素质，都是有益的。

　　中国，是个推崇“孝悌”的国家，儿女们无不把母亲看作为是美德与苦难的象
征。儿子们愿以自己的功名、成就，报答母亲所受的苦难；女儿们则愿以自己的顺
从、相助，继承母亲的美德。其间，确存有某些封建色彩，遏制着儿女们的自由精
神；但也不应否认，其间到底还保存着以爱为中心的天伦和生命真谛。当历史车轮
已向21世纪迈进的今天，究竟如何看待“母亲”这个神圣的文化符号，是让“慈母
爱女图”就这样完全地淡出，还是既出又人，我们都应再好好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