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G 于 July 16, 2000 13:14:52:

评易文《台海纵横谈》之三

送交者: CG 于 July 01, 2000 07:16:51:

评易文《台海纵横谈》之三

>　　我认为，国人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原则性的共识的：牺牲发展以维护主权，则
>主权不保。尽管如此，在“主权神圣”的意识下，对发展与主权的关系的讨论很难
>深入。台海和战选择的问题，是关系中国未来国运的大事，不能被观念束缚，而应
>该以历史、大局的角度，从下述几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讨论：

和战的决断，确实不应受僵化的观念的束缚，但这不等于可以放弃原则；一个国家，
如果可以拿立国之本的原则作交换，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诚如前所述，发展是必以
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环境和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前提，尤其以前者为重。那么，
所谓国人之“牺牲发展以维护主权，则主权不保”的提法，我就实不知其所由出了。
如果国家的主权都保不了，今天这里掉一块肉，明天那里丢一条腿，国土分崩离析，
那还奢谈什么发展呢？这样的境遇，晚清时就遇到过；更远的南宋偏安，也遇到过。

中国的历史表明：长期而稳步的发展只在统一时才可能进行；分裂则只能带来混乱
、内战和互相消耗。因此，主权问题才是原则问题，发展则是附庸其上。

主权皮也，发展毛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第一，根据现在台海各方的力量对比，开战的局部代价有多大？开战后取得胜
>利的把握到底有多大？把战争控制在局部的把握有多大？如果控制不了，局部战争
>升级为大战，取胜的把握又有多大？

未战之前先庙算胜，是对的。但由于台海若战，必是我民族生死存亡之战；因此若要
计算其之代价，则决非如一个小商人拿个小算盘推上拨下，更也不应被短期所必会带
来的不利反弹所吓唬；我们所应判断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渡过此一短期的困境，及
渡过之后将给我们带来的长远利益，是否大于因一时阵痛所付出的可能具有的长远代
价。在这里，不存在什么局部代价，有的只是综合利益和全局代价之间的差额。战争
之时机则应该据此作出：即若战则出现最坏情况之可能有多大？现在之局势是否危急
到我们不得不以民族前途国家命运去冒此风险？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渡过战争及战后
的一段困难时期？在出现最坏情况下，我们能否应对？其之所得和我们之所失的差额
，能否接受？

至于诸如“把战争控制在局部的把握”这样的提法，是很荒谬的。战争一旦爆发，有
其自身的轨迹；战争之指导者所能作的，只是顺其轨迹尽可能引导之使之朝有利于我
的方向发展。至于战争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则不是我所能预料者；因为事实上我们无
法断定美国及其所鼓捣的日本，是否会为台湾而决意和我倾巢一战。我们所能管的，
是我们自己将作的事情和对最坏局面出现时的对策；美国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也
大无必要去管；控制战争规模这样的事情，更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事情，因为台海战争
我在明处，而美国人是在暗处。但如果要打，则当然是已经计及了最坏的因素。如果
因为惧怕美国人参战而缩手缩尾、而战战兢兢－－而显然的，如果仅从综合军事实力
的角度来说，在未来相当时期内我仍将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如果为此而自缚手脚，
其结果岂非是让台湾独立去就是了？

>　　第二，台海战争将对全球各强之间的力量消长、制衡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对中
>国发展的国内、国外形势将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台海战争的全局代价有多大

台湾问题虽然直接涉及诸多大国的利益，使得他们决不甘愿驻足旁观，但台湾作为
大国在亚洲利益的交叉点，其他大国实际上谁也无法独立而不受阻力即能操纵它；
而谁操纵了台海的主动权，谁必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对我们来说，我们拥有其他
大国所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即台湾问题，首先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而不是国际事
务；我们拥有地理、人文和经济等多方面的主动权，这个主动权，我们决不能放弃。
就如俄罗斯之于车臣，打不打，全看我的综合判断。这个判断之主动权既牢牢掌握
于我之手中，其之作出亦首先是立足于我自身之需要，而不是什么国际局势的需要，
更不必替洋人操心。一百五十年来，他们什么时候替我们操心过呢？而况，如果他
们不在明里暗里设陷作绊，那么根本就不存在台湾问题了。

台湾如果能顺利拿下，对我当然只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不但从经济上对我有极大之
利益；从军事态势上讲，台湾独立必要倚靠某一外部势力才可能，如此则台湾就是
插在我东南经济重心腹下之利刃，如此则我东南半壁全面暴露于敌之眼下，从此国
家断无宁日，稳定发展一切将成泡影；台湾若收复，则它就是我北制日本、南俯东
盟、继而捭阖整个东亚的战略枢纽，我沿海防务更可由第一岛链向外推向至第二岛
链，沿海防务大大加强；这不但使得日本从此不敢对我乱动手脚、在诸如钓鱼岛上
也自短其气，美国势力更也不得不从东亚向后退缩；如此于我而言，就相当于套在
我头上至少百五十年、极大遏制我之发展的紧箍咒，渐将去除。

因此，从战略利益上讲，台湾若独，于我不利极大；台湾若收复，于我利益极大。
而中国要想执亚洲之牛耳，只有在台湾收复之后，才有可能。这是所以包括日、美
、俄等大国，尤其是日本，是决不会愿意台湾回归祖国的原因。因此，若欲在台海
决战，我们所应操心的是是否能胜，其他诸如全球各强力量消长，是别人操心的问
题：那些大国将不得不要考虑如何因应统一的中国必将崛起会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影
响。如果我们反还要替他们操心，岂非多管闲事，皇帝不急太监急了么？

>的放矢。但不管具体细节如何，有一点应该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这不是一场军
>力悬殊的战争，所以很难是一场能迅速了解的战争。即使从最好的预后来看，也是
>如此。比如，就算登陆行动迅速成功，其后的军事占领、稳定治安、恢复经济，都
>非短短几年之功。更不用说，非登陆的军事行动，寄希望于对方迅速屈服是不切实
>际的一厢情愿。

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军力对比。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内部之统一与分裂之战。
台湾若打，则确实需要提早计及战争结束之后的应对策略问题，那同样是一个大问
题。王阳明所谓的“平山中贼易，平心中贼难”。但这里有个先后顺序：战争之后
的问题之解决，是服从于战争之前的问题之解决的。国家统一是一门巨大而综合的
系统工程，战争选择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各方固然要同时考虑，但在战争时机的
选择上，固然要考虑战争之后的问题之解决，但也决不应为它们而自缚手脚。正如
老毛当初在渡江之前，就已经谋划新中国的蓝图和各样可能的困难，包括美国人的
封锁等等。但这个江，一旦时机成熟，该渡还是要渡的。时机是否成熟，要看需要
，看我是否准备好，而不是看十年后是否会大饥荒、二十年后是否会文革一团糟、
三十年后是否面临四人帮分裂的危险、四十年后是否会出现八九学运、五十年之后
是否会腐败横行美国人把导弹扔家里来了。

而况，战争之后之各种可能，实际上都是难于预料的。两岸若战，则统一与分裂，
才是此一时期之主要矛盾；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就会极大便利后续各样次要矛
盾的解决。很多现在想起来很可怕的问题，到时都可能会势如破竹、迎刃而解。在
这期间，需要的是灵活而非僵化的决策、以因应各样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将它们朝
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如果在战争时机的选择上，尽为那些因素而作茧自缚，未
战而就垂头丧气、气短三分，没有一点战略家的气魄和胆识来，那又如何能谈的上
治国谋略呢？

在时机成熟时，则就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任何一个讨
论战略的人，所必须牢记的。战略家不但考虑周详，更还应有胆魄卓识。缺了前者，
则成草夫匹勇必为人擒；缺乏后者，则红旗早在井岗山时就呼啦拉倒了，又哪还有
机会插上天安门？

>　　从根本上说，大国间军事角力的决胜因素是经济实力的对比。更准确地说，是
>经济动员力的对比。与宏观经济学中衡量总体经济规模的国内总产值（GDP）、或对
>比国民富裕程度常用的人均产值（人均GDP）不同，经济动员力指的是在维持基本生
>活需要和基本再生产之后剩余的、并且能够动员出来、集中起来、及时转化为战争
>能力的经济潜力。经济动员力不仅与经济总规模的大小和人均富余程度有关，也取
>决于国家机构的动员力。和平时期国家的财政能力不同于战争时期，但和平时期的
>徵税能力是战时经济动员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在经济动员力方面，中国与美国的
>差距是十分巨大的。

战争是综合实力之对比，不仅仅是军事实力，更也不仅仅是经济实力，还包括组织、
协调、地理因素，及最重要的人的因素。战争双方只有“相对优势”，而并无真正
的“绝对优势”。如果战争之一方具有绝对优势，则战争未打，就已经结束了：而
如果大陆与台湾已经形成了这个力量上的绝对差别，那还有必要操心考虑以战争这
一不得已的手段来解决之么？

兵法之所以会产生，根本的是因为实践中有以弱胜强之需求。作者在这里鼓吹的“
唯经济实力论”，甚至比六十年前的“唯国力论”，还倒退一大截。因此，我还想
建议作者研究研究抗日战争史。

这里，我只想提醒唯经济论之作者一个历史事实：在抗战爆发前，中国一年所能支
付的国家总开支仅为十二亿元，相当于其时的四亿美金左右（参考黄仁宇关于近代
史的有关著作），而国防开支则更少；作者可以算一算，莫说别的，单若要用这笔
钱来料理数百万军队、是否足够？八年之后，穷得连军人换洗衣服都没钱买的中国
人，硬是拖垮－－如果不是全靠自己的实力将对手打败的话－－武装到牙齿的日本
。日本有谋略家更说，是老毛的游击战和《论持久战》，将日本打败。

撇开军事、天时地利人和和国际形式等诸多因素都不讲。就单单从作者所鼓吹的经
济上讲，难道我们今天的实力，反倒不如六十年前了不成？

此一“唯经济论”之论调，和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唯武器论”、“唯国力论”等各
样论调一样，实质上都是因缺乏胆魄和谋略而丧失自信自我哀鸣的一种改头换脸的
表现形式。尤其在关键而微妙之时期，这样的观点就会蜂拥而出，扰乱人心和人们
对前途的视见；它在南宋、在晚明、在抗日战争，乃至在就近的朝鲜战争中，都曾
一次次地冒出来，并甚嚣尘上。这样的论调，只能为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的干扰、
乃至如南宋偏安残喘、晚明破国亡家等之不利后果。历史亦一次次地证明，谋略的
作出，决不能也不应被这样的论调所左右，而应该有其自身的决策轨迹。

根由于“唯武器论”或“唯经济论”之上而作出的或者盲目乐观呼号、或消极悲观
的哀鸣，本质上都是否定了战争作为一种人参与其中的智慧而交互的游戏，是具有
相当之能动性并为其所支配。将战争进行纯技术性的解剖，实质上是一种面目枯槁
的蹩脚的庸医解剖僵尸时的手势僵硬的套路，因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台海最终战略之制定和作出，必须坚定地排除这两种论调之干扰。

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