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SPK 于 November 28, 2000 02:08:06:
关于林彪：旧贴之三
随想与漫谈（三）──红军时期的几个问题（2）
ＳＰＫ
3.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毛泽东自认为是一生军事上的
“得意之笔”。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红军
当时处在一个极端危险和被动的境地。红军在
各路强大敌军堵截之下，能以高超的指挥艺术
，巧妙地隐蔽己方的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
敌军，造成我军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诱导整
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并最终打破了敌军企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
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土城战斗失败，一渡赤水
之后，北渡会合四方面军的企图既已暴露，各
路敌军又奔集而至，红军的实力既不足以与敌
军决战，回旋余地又小，军事上的被动是可想
而知的。但毛泽东根据贵州敌力量薄弱的情况
，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接着又三渡
、四渡赤水，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术
，大迂回、大穿插于敌重兵之间，始终牢牢地
掌握着行动自由权和战场主动权。当敌企图围
歼红军于遵义一带狭小地区，红军迅速跳出合
击圈使敌落空。当敌进入赤水河以西地区围逼
红军时，红军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把敌人
甩在乌江以北。此时，毛泽东又令红军摆出佯
攻贵阳和向东会合2、6军团的姿态，等敌倾巢
东调，再挥师向西，进军云南，并安渡金沙江
。这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典型战例，结合当时
稍有失误立见倾覆的局势，非最高明的军事家
所不能为。
当实力弱小的一方又处在被动的形势之下，如
果不依靠机动能力来调动和寻找战机，如何能
转危为安呢？如果象林彪讲的不走“弓背”路
，“迅速”和四方面军会师，岂非自投罗网？
有时情况紧急或情况发生变化或出于行动机密
的理由，跑回头路、冤枉路也是难免的。林彪
的建议只能反映他的不成熟。
土城战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原因则起于
情报有误，敌情判断失误。以为只有川军四个
团六千人，结果来了六个团一万多人。在当时
的情况下，这样的错误（脱离根据地，流动作
战，情报收集当然有许多困难）是难免的。举
个类似的例子：二渡赤水之后，35年3月10日，
林彪电中革军委，建议打打鼓新场，几乎所有
人同意林彪的建议，甚至命令已拟好，只有毛
泽东反对。最后毛、周根据新的情报说服其他
人放弃了这一设想。林认为打鼓新场好打的理
由就是只有黔军一个多团驻守，而这个情报却
是错的。毛认为这个西进必经之地不可能只有
一两个团驻守，所以不同意。事实上，打鼓新
场已有黔军一个旅、滇军两个旅，并正得到增
援。如果当时真的去打那个地方，肯定是要吃
大亏的。这说明当时的情况下，情报错误的确
难免。
至于毛泽东对战役或战斗指挥是否在行，只要
看看一、二、三次反“围剿”、四渡赤水、直
罗镇战役等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战役战斗就可以
了。这些战役战斗，无论胜败，和毛泽东都有
直接关系。打了败仗或不满意的仗，固然和毛
泽东的指挥有关；打了胜仗，也不至于与毛泽
东的指挥无关。
拿前四次反“围剿”来说，均以红军的胜利而
告终，这是国民党方面（包括蒋介石、顾祝同
、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的。如1933年10月2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高级将领会议上所作《剿
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讲话中说：“我们剿匪
剿了五年，到如今还没有成功，不但没有将他
剿灭，而且过去几年愈剿愈多”（张其昀主编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210页，台北中国
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台湾于1982年出
版的《反共戡乱》史，承认第二次“围剿”，
国民党军总兵力及装备“虽均为优势，但在战
场上未能发挥，致遭失败”；承认第三次“围
剿”，红军“终于疲困国军，以解除被围歼之
命运”（王多年总编着：《国民革命战史》，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顾祝同在
为此书写的序中也承认第二、三次“围剿”“
均未竟全功”。白崇禧在1934年《创进月刊》
第6-7期上撰《剿共的经过与征兵的方法》一
文中也明确说江西的“围剿”，“一、二、三
、四次都是失败”。这些胜利，与亲自指挥的
毛泽东毫无关系吗？
具体地来看，一次反“围剿”打了两仗，两仗
皆胜；二次反“围剿”打五仗，“横扫千军如
卷席”，五仗全胜；三次反“围剿”打了六仗
，五胜一平（也可说五胜一负，高兴圩一仗打
成消耗战，对红军来说，消耗大、无补充，是
得不偿失的仗）。总起来看，胜负之数是一目
了然的。如果眼睛只盯着高兴圩、水口或土城
，那是很难得出什么客观的结论来的。
毛泽东并不是神仙，也不是生来就会打仗的“
天才”，在红军时代也打过一些败仗或不甚令
人满意的仗。即使在他军事最成熟的解放战争
时期，也还有一些失误。不过，在那么恶劣的
环境之下，还有其他人能比毛指挥得更好么？
博古、李德的失败是已经被证明了的。让二十
几岁的林彪来指挥就更行么？我看不见得。
4.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但把帐挂在了
彭德怀的头上。彭德怀一直未作任何解释，直
至庐山会议常委会上，林彪才申明信是他一个
人写的，与彭无关。对林彪这个申明，有人认
为是“当场反驳了毛泽东”，替彭总洗清了“
不白之冤”，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并据此认为林不但批彭的调子不高，反而讽刺
毛泽东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别人谁
也别想当大英雄”等等。
首先的一个疑问是，既然林彪有勇气承担这么
大的“政治风险”，为什么既没有在会理会议
上，也没有在此后长达24年的任何时间里替彭
澄清这个“不白之冤”？据彭德怀回忆，此后
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彭德
怀自述》），而林彪均无任何表示。
其次，对林彪的申明，至少还可以有其它两种
解释。其一是庐山会议常委会，当事人都在场
，毛泽东又提及此事，林不得不作此申明。否
则如果彭当场辩解，林彪再被迫承认就被动了
。其二是林彪既已见彭德怀必然被打倒，不愿
和彭扯在一起。从党内斗争来讲，林彪申明单
独写信给毛泽东，虽然也将被看作一个错误，
但至少组织原则上是可以向上级反映不同意见
的。而和彭德怀一起上书，则有党内搞小团体
的意味，历来看得很重。所以，一个人反对毛
，还是一起反对毛，孰轻孰重，对林彪来说这
里的得失是很清楚的。而且，如果不作此申明
，以后批彭涉及会理会议，将反复使人将林彪
与此相联系，这也非林彪所欲见。把林彪看得
那么幼稚，是太小看他了。即使我们不以“最
坏的恶意”去揣度林彪，上述第一种可能性也
要比林彪想替彭辩白的说法来得可靠一些。
林彪上山后给彭德怀定的“阴谋家”、“野心
家”的调子是最高的，将原先彭“右倾”的调
子上升到品质问题，甚至敌我问题上了。这样
来替彭辩白，恐怕只能越辩越糟吧（林彪在庐
山会议常委会及大会上的发言，可参见李锐的
《庐山会议实录》一书）。
至于林彪讲“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的话
，被认为是反话，这只能说明某些人对那个时
代已经毫无所知了。如果这是反话，那么柯庆
施讲“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服从
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是不是也在讽刺
呢？那个时代的一切特徵，诸如“忠字歌”、
“忠字舞”之类，唱的人或跳的人都是在讽刺
吗？“文革”不过隔了二十年，中国人对自己
到底做了些什么已经开始忘却了，这大概应该
算是一个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