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G 于 December 06, 2000 10:08:38:
送交者: CG 于 December 04, 2000 17:41:40:
试论满清入关（四之上）
The state with which the Manchus conquered China, was formed on
abureaucratic Chinese basis with certain feudal characteristics and
clan cohesion integrated into it, and a tribal Mongol vassal annex.
It was based on a military banner organization copied from China but
with feudal fragments and was ruled by the Manchu imperial clanand
the emperor.
－－Franz Michael (1943), "The Or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满洲之先出肃慎氏，古通古斯族之后，据于今吉林之东北及牡丹江流域
。宋时立国曰“金”，后为宋人与蒙古联军所灭，“其遗族散居混同江南北
，共存三部：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明初仿唐羁縻州之制，分建卫所。
而建州卫境内，有满洲部五。长白山部三，清室之先，即为满洲部内之一。
”（《清史纪事本末·卷一》）。明与女真既已长期沟通，汉族边民与夷狄
部落之间亦无明确分界，双方之间以马市互相往来，相互同化互相融合自不
可避免。满族的前身女真中有许多汉人，而明北部最早之卫、所，也多有蒙
满诸族人组成（郑天挺《探微集》）。
明史中所提及之外患有二：北虏及南倭。北虏即北部之鞑靼，南倭则日
本与汉人相杂之海寇。“北虏非尽鞑靼之真种也，汉人逃入其部落，成一种
假鞑靼，而反寇本国；南倭亦汉人入海，混于倭人，成为一种假倭，而侵害
本国者，殊为不少”（蹈叶君山：《清代全史·上》）。明对北狄施行羁縻
州政策，试图以女真、蒙古族互相牵制；及待满洲壮大，又期之以女真各部
之间互相制约。在明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之北方防卫重心都放在针对蒙
古鞑靼之上，以避免元蒙旧朝卷土重来。永乐时，明朝在从满洲至甘肃的长
城沿线设立边防镇，后来更加修城墙，亦即明长城，以抵挡蒙古骑兵之袭掠
。明廷向未曾把女真满族放在眼里，结果反使得满清得以坐大。“鞑靼自俺
答汗死后，渐就明廷之羁縻。朱氏社稷，宜可以长治久安矣。孰意无端灾祸
，发于长白山以南。曾未几时，而辽东之疆园，毁撤殆尽，炎炎赤舌，大有
席卷北京宫庭之势。”（蹈叶君山：《清代全史·上》）。可以说，满族之
兴起，颇得益于汉蒙之相争也。
前已叙述，卫所制乃明太祖称帝前所创，乃明之兵制中最重要之一种形
式，盖仿北魏隋唐防治之府兵制及参考元兵制一部而成，军队以军屯为其形
式。供给基本可自给自足而无须由国库拨给。卫所制卫所军士由身份永远不
变之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种具有封建性质之世袭制，经
久之后弊端日现，如地方将领把军士变为劳工，肆意压榨剥削；卫所军官成
一有利可图之职位，为富贾豪门所追逐。大量军士既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官
长之盘剥，乃纷纷逃亡，致使世袭军户日渐减少。至十六世纪初，一些卫所
逃亡之军士更达８０％，许多边地驻军只达兵力之一半。致使当明朝边境有
事出兵时，只好临时雇佣矿工、盐工，或招募辽东、陕西等地之雇佣兵充任
。这些雇佣兵自然缺乏战斗力，不堪重用。卫所制因此而日衰。同时，对北
方诸部落所实行的羁縻政策，亦加剧了边军之膨胀；再加卫所制既衰，而至
明末外侵内乱却纷呈不断，以致于明朝之军费负担日趋沉重。为应付这些不
断增长的开支，明廷乃加派赋税，额外征银，由此又更增民怨。然而即便如
此，所增赋税仍不足度用。如1619年因北边吃紧而加派辽饷，全国除京畿皇
庄外俱增交税率约９％，因此而额外增银520万两，却仅够支付辽东九边中
之一边之十八万兵九万匹马的费用（F。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
。是以，满清之崛起，则又得益于明卫所制之衰也。
先时，满族只是明帝国边境上的一个藩属部落，以每年十月之岁贡与中
央帝国保持着宗藩关系。作为边境上之部落而非独立之国家实体，其之臣藩
地位亦只是与朝鲜、安南相类，而由于部落之间相互钳制，规模、实力较之
更小而已。明朝对付女真各部落之策略，是尽力维护各部落之间的均势，对
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给予贸易优惠，同时将一个明朝官衔授予其中的一个部落
首领，由他充当部落联盟之临时首领，协调各部落之间的均势，明廷则以卫
所对各部落进行监督，防止其中任一部落独大；此即“以夷治夷”之策，后
来亦为满清统治者所采用来对付北部和东南海域之边患，直至十九世纪末仍
乐此不疲。
初时，努尔哈赤并无占中国夺天下之雄心。万历时，明总兵李成梁攻古
勒城主阿太，尼堪外兰诱阿太开城，明兵入歼之，误杀了正在城中之努耳哈
赤之祖与父。后努尔哈赤请明杀尼堪外兰，明不允，盖欲以他来钳制努尔哈
赤也。努氏遂与朱明结仇。努氏既不甘咽下此口恶气，从此渐有发愤之志。
然而其目的，尚还只是报杀父弑祖之仇、进而统一女真各部，充当部落联盟
之首领。只是随着努尔哈赤之渐次统一女真，满洲规模日隆，其野心才日益
增长。
1607年，努尔哈赤以称汉之方式，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部落联盟之最高权
力。1618年，努尔哈赤称帝满洲，建元天命，国号曰“后金”，随后以“七
大恨”誓师，亦只是说“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乎
？”责怨朱明之“助天遣之叶赫，反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等而已
。换言之，是责怪明之偏心于其他臣属部落，有失公允而起来抗争。对于朱
明帝国来说，这也只是时常可见的藩属国之间的边境纠纷，依照成例则只要
边境将官妥善处理，该讨伐的讨伐、该绥靖的绥靖、该以夷制夷的以夷制夷
就可以了。满洲之初时不被朱明放在眼里，亦因于此。而努尔哈赤所谓之“
建大业”的宏伟目标，至多仍只是局限在明朝之东北边境上建立一个相对强
大之统一的女真各部之藩属国，占据辽东，一如朝鲜、安南而已。这样的藩
属国，仍将与明帝国保持着宗藩关系。此样结局，虽然是明所不愿意看到的
，然而只要并未威胁明之“天下共主”之地位，只要还和明廷维持正常的宗
藩朝贡关系，则明仍以为其之威胁不若欲夺回帝位的元蒙之后、或者诸如李
自成这样的欲革其命的叛民之威胁大，因此不会太加在意。而况其时明朝内
部正深受派争剧烈之扰，四处民变亦此起彼伏，因此实在也无暇他顾。
努尔哈赤也正是利用了明廷的这个心理，一边继续维持与朱明之正常的
宗藩关系，初时则小心翼翼，每年坚持朝贡，甚至还亲自率员进京朝奉贡品
；一边却纵横捭阖，加紧统一建州诸地之女真各部，一如前文所述。即待明
廷省悟过来，则满洲已坐大，尾大不掉；萨尔浒一战败后，从此更只有睁眼
坐看满兵纵横辽东了。此实是明末之卫所制与羁縻政策之失也！
皇太极继位统治后金后，既已赖有努尔哈赤所创下之基业，则其志自不
在小。“太宗既嗣位，雄武英毅，不让太祖。其开国方略凡四：首征服东海
诸部，次平定蒙古，次征服朝鲜，再次则为六次伐明之役”（《清鉴·太宗
文帝》）。察此四方略，征服东海诸部则为固根本，平定蒙古、征服朝鲜乃
安其两翼后院；根本若固、侧后既安，则中原可图也。此四方略必当是后人
所总结，而皇太极正是依照此四方略，一步步地最终达到虎踞东北，雄视中
原之目的。
1635年，后金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并获得元朝之传国玉玺，使得皇太极
可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帝之继承者。此一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蒙古之地
位，更使得他进一步确认了其部落共主之身份，包括蒙古族所信奉之西藏喇
嘛教教主之身份。然而他依然没有确切的虎视中原之心。其主要谋士、汉人
宁完我、范文程及马国柱等经常劝他出兵征服明朝，逐鹿中原。“辛未，宁
完我、范文程、马国柱合疏言：‘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
以为辞，乘衅深入，可以得志。’”而皇太极则以为，“我之兴兵，非必欲
取明天下也。辽东守臣贪黩昏罔，劝叶赫陵我，遂婴七恨。。。今所在征讨
，争战不息，民死锋镝，虽下情不达之故，抑岂天意乎？我今闻诚相告，国
虽褊小，惟欲两国和好，互为贸易，各安狩猎，以享太平。若言不由衷，天
其鉴我”（《清史稿·太宗本纪》）。止待次年，皇太极才受属下所推，行
受尊号礼称帝，定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而这次之改国号，其逐鹿中原之
志才袒露无疑。
逐鹿中原的第一个行动，是征服朝鲜，以彻底解决左后翼之威胁。朝鲜
向为朱明藩属国，“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
胜书”（《明史·列传二八》）。皇太极初时，“用兵中原，而朝鲜服属有
明，近在肘腋，屡抗王师”，为稳固后方，亦有征伐之，使其亦向后金岁贡
。同时朝鲜仍奉明朝为宗主国，并与皮岛毛文龙相为犄角，胁迫后金之侧后
。及待太宗建元大清，自然不能再容忍侧后有此威胁。皇太极乃派阿敏率师
伐朝鲜，破其城，朝鲜王“【人宗】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
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自是朝鲜世与国者二百四十余年”（《清
鉴·太宗文帝》）。
此次征服朝鲜，不但使得满清侧后翼得以高枕无忧，从此可以专心致志
于中原，而更重要的还在于：朝鲜放弃了宗藩于朱明，而改为臣属于大清，
奉满洲之正朔了。这等于承认满清为天下之共主。因此，清之征服朝鲜，实
际上才是满清要夺取中国、称霸“天下”、试图争当天下之“共主”之实践
的第一步。
清张庭玉修明史，所撰列传之外国卷中依序有朝鲜、安南、日本诸国，
盖此些国家都被认为乃故明帝国之藩属国也；而独独不列清之先祖，则满清
自以为原本是中国之一员，而欲抹煞去其先不过是朱明之一臣属国的事实；
概因依照儒家理念，藩属之国终属蛮夷戎狄之列，低中原一等，以此身份而
要蟠龙中原，当天下“共主”，又如何能让人心服呢？因此，其之欲要否认
先祖不过是明之藩属，目的不过是说清之代明乃符合儒家正义，自己有根本
之合法性基础，不亦明乎？故乾隆批前朝旧史，讥讽汉高先初止一市井无赖
，明太祖原本亦不过一和尚，论及中国历朝历代之开国之君，以为唯元与清
乃出自世藩贵族之门，自要高且贵于诸如汉、明远甚，则不过此地无银、欲
盖弥彰之举罢了。其所以为蒙元辩，亦只是因二者所出既同一源而要惺惺相
惜而已。皇太极称制、建元大清时，更曾谕曰：“朕以凉德，恐负众望。尔
诸臣宜同心匡辅，各共厥职，正己率属，克占忠诚，立纲陈纪，抚民恤众，
使君明臣良，政治咸熙，庶克荷天之休命”（《清史稿·太宗本纪》），俨
然以儒家之标准“圣王”自谨；多尔衮称李自成为“贼”，自诩满清入关“
声义讨贼”乃“兴灭继绝”之举，以为降清乃“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
贤王”，抗清则“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致遗笑于乱世贼子
”（《明季南略》）；再考量满清入关前制度演变之由游牧部落而封建旗制
而官僚六部之设立，一照明例，其典制之成熟固实已远非以流寇起家、而只
有五年时间仓促经营之李自成可堪比者。则满清之“较李自成更符合中国之
传统标准”（Franz Michael, "The Or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亦属实矣。
满清更以此渐变而障世人耳目，以为其代明既乃天命归予，更刻意模糊
淡化了自己原本不过是中国边境上之一藩属国这一事实，最终偷梁换柱，窃
人上国，其来实在有自矣。然窃人之国，心终不安，故清中叶前，汉人既不
准轻让出关，满族缘起之地更被视为后院而严加看护，存此一方之地以作将
来一旦中原无法驻足可退可守。太宗更体察金、元之所以终反为汉人所吞噬
，而谕曰：“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
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
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亦
可觉知其心之忒忒也（骑射之习，康、雍、乾三世尚能恪守，乾隆之后，八
旗日衰，乃渐废）。而汉人亦有执拗于严守“夷夏之防”者，竟恨恨不忘满
清原止一北荒藩属而窃取正朔之事实，三百年后仍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旗
号。清之代明既以“兴灭继绝”为由，即待清亡之后，垂涎中国已久之日本
人，乘中国内乱，亦扶持废帝浦仪为傀儡帝，在东北之一隅建“满洲国”；
查其自辨，则与清统治者之初窃上国时所作辩语，若出一辙；其欲当亚洲共
主之目的，不亦明乎？惜时代既异，近世“国家”与“主权”观念更已代替
了儒家之天下观，所谓“有家者能养贤，则取国而国可得。有国者能养贤，
则取天下而天下可得”亦已失去了其合理性，司马昭之心路人既知，则日人
纵便满身是嘴，又如何能推诿其侵人国毁人家之事实哉？
今之美人不知历史前车之鉴，更携其武力，假道于人权民主，以自己之
所欲凌越于他国之主权之国家独立之上，顺之者则联盟之，逆之者则轰之炸
之。虽充斥民主人权仁义道德于满口，其实质在在不过是试图以一秋寒后凋
之秃笔，欲描画儒家之共主天下之虎皮罢了。只是天下既已纷纷，分崩瓦解
之潮流亦经营有年。最鼓吹新潮前卫之美人却正是要复我中华数千年之古，
却偏黯于历史之短忽，学知之肤浅，如此又岂能知晓儒家王天下之精义？其
国其人既只识得孔武二字，如此则实在难免要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虞了。
然而亦因于此，亦可知诸如儒家天下观等诸中国元典精神之复杂，实非
三言两语可尽道者也。
ＣＧ（草于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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