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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满清入关（四之中）

　　察满族入关之因由，更还在于其所建立之制度能因势制宜，适时而变。
制度之变，尤在两端：一曰八旗兵制之确立，一曰封建制之奠定。因八旗兵
制亦有封建之性质，且具有“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皇太极语）之特点，故此二种制度，实二而一者。

　　满族初创时制度之重大演进，首在八旗兵制之确立。

　　随着努尔哈赤之统一部落之军事胜利及对其他部落集团之吞并，旧的部
落联盟之形式已不合时用。原初，努氏之作战，乃通过女贞族传统之十至十
二名丁壮组成之小型狩猎单位进行，丁壮官长之间多有血缘或姻亲之关系。
随着部落吞并的加剧，军队丁壮之组成日趋复杂，以新组织形式组织军队，
已属必须。此即八旗兵制之建立。

　　《清史稿·兵制一》：“清初，太祖以遗甲十三副起，归附日众，设四
旗，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复增四旗，曰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八旗之制自此始。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
额真领之。五牛录，领以札兰额真。五札兰，领以固山额真。每固山设左右
梅勒额真。”

　　八旗制至太宗时又有所增改。

　　《清史稿·兵制一》：“天命五年，改牛录额真俱为备御官。天聪八年
，定八旗官名，总兵为昂邦章京，副将为梅勒章京，参将为甲喇章京，各分
三等。备御为牛录章京。什长为专达。又定固山额真行营马兵为阿礼哈超哈
，其后曰骁骑营。巴雅喇营前哨兵为噶布什贤超哈，其后曰护军及前锋营。
驻防盛京兵为守兵，预备兵为援兵。各城寨兵为守边兵。旧蒙古左右营为左
右翼兵。旧汉兵为乌真超哈。孔有德之天祐兵，尚可喜之天助兵，并入汉军
。九年，以所获察哈尔部众及喀喇沁壮丁分为蒙古八旗，制与满洲八旗同。
崇德二年，分汉军为二旗，置左右翼。四年，分为四旗，曰纯皁、曰皁镶黄
、曰皁镶白、曰皁镶红。七年，设汉军八旗，制与满洲同。世祖定鼎燕京，
分置满、蒙、汉八旗于京城。以次釐定兵制。”

　　八旗制乃是一种兵政合一之制，又是杂合了封建性质和氏族血缘等特点
的管理组织。努尔哈赤既是女贞族联盟之首领，又是八旗之最高统帅。而八
旗之领属则由其之子孙外甥等具有血缘关系的亲眷分别担任，称“八和硕贝
勒”；努尔哈赤则通过他们牢牢控制住正镶八旗。遇军国大事之上令下达，
则由和硕贝勒经由总理旗务之固山额真（后称都统），经甲喇额真（后称参
领）传至所属之牛录额真（后称佐领）。满人尽在此八旗之编制中，登记在
册，从而达到“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之效果。

　　八旗兵制具有蒙元兵制的一些特点。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兵制》：“元初典兵之法，视兵数多寡，为爵秩
崇卑。。。世祖时，内立五卫，以总宿卫诸军，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外则万
户之下至总管，千户之下至总把，百户之下至弹压，立枢密院以总之。方面
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废，而移都镇抚司属行省。。。军士初有蒙古
军及探马赤军。探马赤者，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
下，无众寡尽命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
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

　　其制又颇与明之军屯性质的卫所兵制相类。

　　《明史·兵制》：“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
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
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
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又努尔哈赤初时曾被明总兵李成梁
收为义子而从其左右，乃得涉猎兵经史地之书；天命五年（1620年），努尔
哈赤更袭用明朝军职名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八旗称
谓之改以汉名，则显示八旗建制深受明兵制之影响，当属无疑。

　　八旗兵制之确立，使满族崛起并最终夺取中原，有了牢靠的保证。然其
制经久，弊端亦生，一如明之卫所制，而八旗兵之战斗力亦日弱。至乾隆末
世，八旗兵之作用乃为绿营兵所替代。八旗制之既有元蒙兵制之优点，又汲
取了明兵制之所长，使得它能组织并指引着满清军队，打败了由日渐败腐不
堪战力之以卫所制为主所组织之明帝国军队，并最终问鼎中原。
　　　　
　　
　　满清初创时制度之演进，又在其氏族血缘制之消亡与封建制之确立。

　　前已叙及，满族之先乃部落游牧形式为主之原初奴隶社会。随着女真与
汉族之交融日笃，农业、畜牧业俱有了显著之发展。灭哈达之后，努尔哈赤
更在其地大力开垦耕地，此后又教耕小麦、高粱等农作物。此外，努尔哈赤
更还建立以牛录组织（参考八旗制）为单位之屯田制，施行劳役地租。明天
启元年七月，他又颁发“计丁授田”令，将海州、辽阳一带之明官僚所弃之
土地收归后金政权所有，并分给满人耕种。土地则分为官田与份地，满人需
在官田上为后金提供无偿劳役，在份地上则自己经营。天命十年（1625年）
，他又颁发“按丁编庄”令，仍以劳役地租剥削土地所依附之农民。这样，
满族百姓就被固定于土地之上，而成为依附农，八旗之各级额真，则成为大
小封建主（郑天挺编：《清史上》）。故此一时期，社会形式正由游牧部落
而向农业村庄演进，后者则是中国传统以农业为主之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此乃其经济制度上之变化。

　　在政制上，则采取八旗制管理。前已说明，八旗制既是兵制，又属政制
。从政制而言，则其等级森严，亦呈封建性质。

　　八旗制既以八和硕贝勒统领各旗，在努尔哈赤之时，由于他具有绝对之
威望，故弊端未现。至他死后，所继位之皇太极乃努尔哈赤之幼子（满制偏
向幼子继嗣），威望不如太祖，而八和硕中更多其兄长，难以调遣，故八旗
之管理就有了问题。譬如和硕贝勒阿敏征朝鲜时，就不听皇太极之命，不但
不听李永芳之劝，阻挠和议，更还违背太宗之军令，纵使其兵士劫掠其城三
日，而太宗无奈之何。然太宗亦暗中开始积攒实力，先是违太祖之遗命，将
本该封于其兄之一旗收归于己。后更以罪名削去一和硕贝勒之旗，从而收八
旗中之三旗于己手，而掌控了号令八旗之大权。后又以阿敏再度攻朝之战败
为借口罪之，从而铲除了最大的一个对手。

　　自那之后，削藩之势欲烈，然而此一过程彻底的完成，则尚还要等待另
外的数十年，直到康熙时乃止。《清史稿·诸王一》：“有明诸籓，分封而
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史称其制善。清兴，诸子弟但称台
吉、贝勒；既乃与明建亲、郡王，而次以贝勒、贝子，又次以公爵，复别为
不入八亦益广，下此则有将军，无中尉，又与明小异；诸王不分。盖所以存
国俗，而等杀既多，屏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视明为尤善
。然内襄政本，外领师干，与明所谓不临民、不治事者乃绝相反。”

　　满清由原初一散居之游牧部落，到统一之具有封建性质之八旗制的建立
，到氏族统治之取消而代之以官僚体制，此过程之演变与清之大业的奠定，
乃至最终之问鼎中原，同步伴随。制度之演变或速（八旗兵制之建立由努尔
哈赤完成）或缓（削藩暨宗族血缘制及其势力之消除迟到康熙时才完成）,
对满清之确立都产生了根本重要之作用。八旗兵制与封建制之确立，则是此
一演变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察满清从建州初创到入关此一漫长时期之制度的演变过程，其之演进中
间亦多有得赖于汉人之力（八旗制度则或即为汉人所创议而建立，见Franz
。这些汉人，先后包括早在努尔哈赤时之获得女真贵族身份之明帝国境外居
民，其后所组织之汉八旗治下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之山东
海盗，协助多尔衮攻占北京之北方乡绅，及清兵入关之后无数变节归降之大
江南北之士子。这些汉人在帮助满族统治者相儒家之君主专制模式演进之过
程中，起了关键之作用（F。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

　　公元1410年（明永乐七年），明政权于黑龙江下游东岸设置著名的“奴
儿干都指挥使司”，以招谕、抚恤属地之女真各族，及监督其之朝贡。奴儿
干都司不同于其时之西南地方土司，而是设置流官管理。都司各卫之首领，
均由明王朝授以诰印、冠带和敕书，直接受中央管辖而不受都司辖制。奴儿
干都司之建立，促使东北女真各族同明帝国之政治经济之隶属关系进一步加
强（郑天挺《清史·上》）。明成祖篡位后，因惧于拥兵关外之宁王的势力
，于1403年令其率部撤出热河，将此战略要地交付予曾支持他发动政变之蒙
古兀良哈部。同时，更还撤出驻守河套北部之军队，并加修长城以固辽东、
广宁、大同之防线。长城以北乃拱手让予异族。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
宗为蒙古瓦剌首领也先所擒。十三年后，河套落入蒙古族察哈尔部之手。帝
国政治之日渐萎靡，蒙古族之经常袭扰边境，再加之前述之卫所的衰弱，致
使明政权无力再对都司进行有效之控制。

　　对于宗藩体制而言，宗主国的衰弱，就意味着藩属国之自由活动空间之
壮大，从而必然诱发其之游离之欲望和倾向；明帝国之式微，边境出现势力
之虚空，满洲乃得以张扬。因此至明末，黑龙江及东海一带之女真族与明政
权之联系渐少，朝贡不常。同时，由于明帝国对边境之控制与影响日渐削弱
，边境汉民既无法获得帝国之强有力的保护而产生离心力、并渐渐为异族所
同化之现象加剧，此概即拉铁摩尔所谓的“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
民族的情感”也（Owen Lattimore(1940): Inner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在辽东之满汉边境，被其同化之汉人更“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
，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限，终于失去了汉族
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F
。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而这些被异族化的汉人，同时却给
他们带去了汉族的先进的观念、技术和制度等，从而为相对落后民族之加速
进化，包括其生产方式、各种制度等之飞速改进，作出了特出的贡献。而满
族之所以未如元蒙那样与中国文化传统难于相容、并因此而只经过不足百年
就被逐回大漠，则还在于满族之历史不如蒙古族之久远，因此具有更强大的
文化适应性；这种适应能力，使得它能在长期夹处于汉、蒙缝隙间之生存中
，既汲取了蒙古族的勇猛彪悍之孔武，又能很快学会汉族十分成熟的耕种和
组织方式、从而完成由早期的部落式游牧经济到村庄式农业经济的演进。一
旦满族拥有若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这样的拥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非凡
的气魄胆略之人才，它们就能通过把其所汲取的汉族和蒙古族之双重营养发
挥至极大，将孔武与智慧两相结合，从而达到远远特出于汉、蒙两民族之效
果，并最终转而宰制之。察有清一代之政制，恰恰正体现了这一点。正如拉
铁摩尔所指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
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发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
汉族的主要原因”（拉铁摩尔：《满洲里》）。

　　然而，汉民的此种“夷化”离心演变，亦给明帝国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部分被“夷化”的汉人，每每又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因此
会“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而当某些被
‘夷化’之汉人再重新面对故土时，常常会有一种特出的变态冲动。于是，
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为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
所”（拉铁摩尔：《满洲里》）。

　　拉氏所指出的此一事实，广泛存在于自两汉南北朝以降的两千余年历史
中，尤其当帝国衰微时，越发明显。近数百年，中国式微，此种状况更愈演
愈烈，先有汉人倭虏，继之以假洋鬼子，再继之以洋买办与贪官贼内外勾通
，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欺民心、拐民妇、盗民财、窃国秘、丢国脸，卖国
权、无恶不作。此些人等，若以后世之眼观之，或还阴差阳错地为民族国家
之交通文化融合作贡献，是故乃有陋儒试图要翻秦桧洪承酬此等百千之案；
然而若置于当时当世而论之，则其人在在乃为异族侵略者张目之贼逆而已！
千年以降，至今如斯，我华夏民族缘何乃尔！一如日人稻叶君山所叹：“此
诚汉民族之长痛也！”（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

　　
　　ＣＧ（12月5日凌晨，草稿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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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俺这回忍不住也要夸夸你了，之要你不再写湿^O^ - 笑嘻嘻 (57 bytes) 21:07:54 12/05/00 (2)
诗词才是我所作文字中唯一还算有所可取者。要我不诌？ - 蛮人 (23 bytes) 21:17:35 12/05/00 (1)
唉！唉！幸亏小蛮没成湿人，文坛的幸运也是小蛮的幸运--引名人言^O^ - 笑嘻嘻 (0 bytes) 21:20:14
12/05/00 (0)
此文前段较枯燥。对制度不感兴趣者可以略过直接读后五段。 - CG (0 bytes) 21:02:19 12/05/0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