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临时 于 December 13, 2000 16:54:45:
送交者: 临时 于 December 07, 2000 12:42:58:
先说点题外话，昨天跟CG的“猛”帖是针对为洪翻案的书的，
并不针对CG本人的帖子。至于SPK兄提到的CG逻辑混乱的地方，
我以为是对的，虽也并非无可辩护。但辩护与否不在那个帖
子的考虑之列。看老剑的回帖，也许有些误会，在此解释一
下。
另外，下面的文字也不是用来为CG说话的，CG的逻辑向来不
是长项：)。虽然说一个系列里完全可以有多个视角，但至少
应该应该有个明确的界定和区分。以下的东西，是说我自己
的一些还不定型的想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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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与汉奸
一，翻案
历史当然是可以被翻案的，如果不预设界限的话，可以说，
从学术的角度，对任何历史人物的翻案都应该是允许的。
翻案的情况通常无非两种：
第一，有了新的资料出现。比如“汉奸”袁崇焕的翻案就属
于这类。这类翻案通常没什么好说的，能争执的，无非是用
以翻案的史料是否可信。属于相当严格的学术问题，稍微外
行一点，就很难插嘴。
第二，时代改变从而视角改变。这里面又有几种情况可以考
虑。
第一是因为时代变了，所以从功利或者其它的非道德的角度
的判断变了。比如王安石就可以做为一个例子。从近的角度
来看，一次不成功的变法是免不了要为害民间的，所以从一
个较近的角度，可能比较容易对王做出比较负面的评判，但
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或者说站在今天的角度上，似乎就更容
易理解王的尝试之不得不进行和其不得不败的必然。对王的
评价相对会比较容易更正面些。另外的例子还有汉武的“穷
兵黩武”，等等。对这类问题会有争论，但通常会局限于学
理的范围内进行。还比较容易心平气和。
第二是因为时代变了，所以道德标准变了，对历史人物的道
德评判也就随之而变。比如以前“不守妇道”的现在就完全
可能被认同，被大书特书。以前认为“不务正业”的现在可
以因为其叛逆的精神而被赞扬。等等。这一种情况下的争论
主要会在“度”的方面展开，比如什么样的“不守妇道”是
无伤于今天的道德标准的，“改嫁”会与“偷情”不同，不
同情况的“偷情”又会不同，男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也会
有不同看法，等等。这种情况下的争论往往会很激烈，但很
少会引起混乱，因为辩论的双方或几方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
道德界线。
除去这两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则比较容易引起非常激
烈的争论乃至混乱，就是时代变了，功利的判断变了，道德
的判断随之而变。比较平和的例子是对旧时代的商人的“见
利忘义”，比较不那么平和的例子则是对旧时代的“汉奸”。
翻案文章可以引起最激烈笔仗乃至骂仗的，往往就是这类。
对于这第三种情况，我个人是倾向于采取保守方案的，就是
每一个翻案都要慎之又慎。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原因是
功利性的（我个人是以为但凡谈道德，就是功利性的，因为
道德说到底是为了社会的功利而产生的软性约束机制）：历
史从来都不是空中的学问，历史学从来都是和社会紧密相关
的，如果因为功利角度的改变而轻易改变道德判断，就有可
能取消道德在“当下”（包括那个特殊历史时刻的“当下”
和一般意义上的“当下”）的有效性，与道德虚无的界限往
往很不容易划清。这种危险是一门负责的社会科学需要小心
对待的。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为秦烩（南极星里没正确的HUI字）
翻案，明天也就有可能为其它的什么人，比如汪精卫翻案。
在谁也不知道更远的历史后端到底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又
有什么理由要遵守今天的道德准则，比如爱国，比如忠诚，
比如勇敢，并为此付出甚至可能是生命的代价呢？做洪承畴，
到底比做袁崇焕或者史可法更长命些，更多一些享受。如果
硬要说历史不需要对社会功利负一点责任，那么其实也就不
需要谈道德，与道德无关的历史研究空间广阔得很。谈道德
本身就已经置谈者于一个社会选择的位置上，再说不需要对
什么什么负责，如果不是逃避责任，至少是有些自相矛盾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以为对洪承畴或者秦烩的翻案，在
没有更新的史料支持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武断地说是不可取
的，至少值得学者们给予十二万分的谨慎。
二，汉奸
一种比“为汉奸某某翻案”更令人头疼的情况是“某某算不
算汉奸？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尤其复杂。比如为什
么范文程不算汉奸，洪承畴就算，等等。有时候，似乎是不
是网友们在一个帖子里有双重标准甚至几重标准，而是历史
上的“当下”的判断就是这样。
我个人的考虑，是中国传统的“汉奸”判断标准确实具有多
重性。造成这种多重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汉奸”判断体
系实际上是多种思想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忠君思想。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君”即国家
的思想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王。现
代意义上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一般来讲，学者认为是不早
于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的（以前在“新观察”争论的时候，
我曾说过，义和团运动不论多么愚昧，都始终是历史上第一
次，农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土地而离开自己的土地进行战争这
样冒险的行为，在历史上可以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
想法至今还没有改变。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在此前提下，
背叛旧君王旧朝廷而效忠于一个敌对的朝廷，就有可能得到
“汉奸”的称号（当然，不是必然，否则也就没有“多重”
标准的说法了。）其中，对于官吏的要求又要强于对于平民
的要求。从“正宗”史书上对洪承畴和范文程的不同态度，
到民间话本里“忠臣”们一口一个“既食朝廷俸禄”，都是
这种区分的一个体现。
二，民本思想。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民为重，君为轻，社
稽次之”。就是说如果投降了敌对朝廷或政权但可以有功于
百姓平安者，可以抵消“叛逆”的许多罪过。王猛的例子多
少有些这个意思。在朝廷更迭越频繁的时代，“汉奸”的标
准往往也越松，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频繁的更迭往往代表了
频繁的流血和更痛苦的百姓生活。越是这种时刻，民本的份
量往往越重。从这个角度来说，为洪承畴翻案的可能也不是
完全可以先验地排除掉的，但至少不可以简单地说“仅凭这
一点”云云的话，这等于否认了曾经在某个历史时期非常重
要的若干道德准则的合理性与相应的份量，有从道德的相对
性滑到道德虚无的危险。
三，刀兵因素。通常来说，中国传统的正统思想是非攻的。
如果投降了而不对原政权动刀兵，往往“汉奸”的名号就比
较容易被其它正面的考虑抵消掉。这也就是李陵降后是否曾
认真攻击过汉的史料研究对其道德形象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
民间话本里让杨四郎出家而绝不带对方的一兵一卒，也是这
种思想的一个体现。
四，家族因素。比如李陵可以在民间在相当程度上被原谅，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被灭族。即使在《苏武牧羊》里，李
也是基本上作为一个悲剧形象而不是丑剧形象而出现的。灭
族的经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一个无关“汉奸”的例子是
徐庶的告别刘备。家族观在中国历史的道德判断上往往是一
个重要的考虑。
五，其它道德因素。比如同样的明朝灭亡而服侍新朝。如果
是一个平日里以“道德文章”著称的“儒家”，可能就比较
容易戴上汉奸帽子，否则就比较容易被接受，尽管二者可能
原来都不过是一样的没什么“功名”的秀才。
在如此之多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表明上看来，“汉奸”标
准应该极具弹性，换言之，“汉奸”人选应该在不停的变动
中。但事实上，又似乎并非如此。这种看起来应该会很混乱
的标准在执行中可以精确到这样的地步：如果文天祥投降了，
很可能就会成“汉奸”，没降，就是民族英雄，文不反对自
己的弟弟为新朝廷服务，无伤其英雄形象，文的弟弟也不算
汉奸。其效率之高，界定之清楚，似乎正有如中国的气功：
谁也说不清经络是什么，但练错一点就是有可能出危险。历
朝历代，不到万不得已，也多不去与这种标准做对，甚至干
脆附和这种标准，比如清的《贰臣传》。这样做的好处是尊
重了固有的道德秩序，避免了不必要的混乱。今天的史学家
在翻案时，也应该有同样的慎重：因为“汉奸”的历史判定
背后牵涉着相当广泛的道德问题和道德标准。单纯强调一个
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可能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即便不考虑道
德虚无的可能性，对今日的道德体系来说，也依然就不会引
起混乱，未必就是好事。
“翻案”对一个搞历史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阻挡的诱惑。
也正因此，才更要提醒自己：慎重，再慎重。“汉奸”的帽
子当然也可以摘，但不应该是“仅凭这一点”的从历史后端
的纯粹功利性的单角度的简单推断。
（声明：以上只是我目下的一些想法，本人保留在今后做任
何修改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