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北星 于 January 28, 2001 20:21:17:
送交者: 北星 于 January 14, 2001 21:17:37: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陈景润（下）
吴苾雯
他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最终
他却身不由己——“正直的人成为政治的人”。
（续上篇）
徐迟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预示
着科学的春天就要来临了。
《人民文学》决定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
写谁呢？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有人说起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说７０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中有人提出要
见中国大数学家陈景润，说他将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了“１＋２”。
负责接待的人听了，心里暗想：“１＋２”不就等于３吗，这是什么数学难题？而且也没听说中国有叫陈景
润的大数学家。
他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怕闹笑话，却不敢说出来，便通过有关方面寻找陈景润。后来总算在中科院找到
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陈景润取得了这个了不起的成果，反而听到了许多说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说他常常一连
几天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看书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蘸酱油。说他是个与正常人思维不一样的怪人，除
了搞研究，什么都不关心，４０多岁了还孑然一身。
那位错将哥德巴赫的“１＋２”误认为小学课本上的“１＋２”的人这才明白自己真的弄错了，这才知道各
国数学家已被这道难题困扰了２００多年，陈景润取得的这一成果居世界领先水平。
听了这个故事，大家觉得，陈景润虽然是个怪人，但是，他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冒着风险，埋头潜
心于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非常了不起，应该写他。
请谁来写他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是位诗人，早年参加革命，写下了许多激情澎拜的诗歌。在延安，毛泽东曾亲笔给他题写“诗言志”。
但是徐迟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是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巧的是，这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
学当年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徐迟还写了许多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和特写，他的文笔细腻而又富有
激情。文化大革命中，徐迟似乎消失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１１月初，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周明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徐迟。费尽周折，他终于从电话里听到
了久违了的他熟悉的声音。
徐迟听说邀请他去北京写报告文学，很高兴，这位热情的歌者，觉得终于又有机会提笔写文章了。但是
听说是写数学家陈景润，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试试看”。
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他先拜访了几位科技界的老朋友。听说他是来写陈景润的，大家好心地劝
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也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人物，劝他别惹这个麻烦。
徐迟去看望姐夫伍修权将军，向他谈起写陈景润的事。伍修权说他看过一份报告陈景润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
内部资料，他说“‘陈氏定理’很了不起，应该写。”
这时，周明正与中国科学院联系采访事宜，听说《人民文学》要写陈景润，一人跟他说：“我们科学院好样
的、有贡献的科学家多的是，为什么你们偏偏选中他呢！换一个人好不好？”
周明说：“我们就想写他。”
周明碰了钉子后，设法直接找到了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汇报了《人民文学》杂志想采写陈景润的想
法。方毅表示支持，说：“我们要是多点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
徐迟答应写陈景润。
一个北风凛列的冬日，周明陪同徐迟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是数
学所五学科党支部书记李尚杰。
李尚杰向他们简单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后就出去了。不一会，他带进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个头儿不高，身
着一套蓝布棉制服，戴着一副老式近视眼睛，他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人感觉到，他似乎不是生活在人
群之间，而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
李尚杰连忙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小陈。”
陈景润忙走过来跟他们握了握手。
周明说：“我们这次特地约请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
文学。”
陈景润转身又握住徐迟的手说：“我中学时代读过你的诗，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
兵吧，写写老一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着说：“你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做得很漂亮，应该写你，你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没做什么贡献，应该的，是应该的……”陈景润拘谨不安地说。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
了。”
陈景润也笑了，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如何。陈景润回答说到了最后阶段，但也是难
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后，很受鼓舞。说着，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
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吟毕，他激昂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
高峰。”他们听他讲话，几乎都是严密的报上字儿话。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于是，当天晚上，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
的家，讲述了他们与陈景润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听了说：“好哇，就写出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
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
明年１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
徐迟投入了紧张的采访。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和同事。
有说他好的，也有对他有看法的，还有对他嗤之以鼻的。徐迟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意见都记。
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是来写陈景润的，就直言劝告说：“别写陈景润。科学
院、数学所，优秀的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要写陈景润！你会惹麻烦的。写写我们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呀。”
徐迟意想不到地发现，陈景润身陷在一个充满了激烈尖锐矛盾的环境里。那些不喜欢他排挤他的人，那些总
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将他永远踩在脚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因为，这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善良的人，谁
也没有得罪，他谁也不敢得罪。他只不过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打鬼借助钟馗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
些腹中空空专作嘶鸣的人恶意的嫉妒。
听说华罗庚先生离开数学所时就曾伤心地说过：“以后我再不进数学所的大门。”因为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一
个人逃脱过挨整的命运。
于是，徐迟理解了陈景润神经质般的敏感，理解了他说的为什么几乎都是严密的报纸上的字儿话。
为了了解数论这门艰深的科学，徐迟看了许多书，还苦苦地“啃”了好几遍陈景润的学术论文，虽然生涩难
懂，终于也略知了一二。
数学不懂，但数学家是可以读懂的。为了读懂这位数学家，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没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
公室，跟他一起去食堂排队买饭，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的楼梯，看了他绝望中跳楼自杀的那个
黑洞洞的窗口。他还约请最了解陈景润的李尚杰晚上去他住的招待所谈“小陈的故事”。
每天天黑下来，徐迟就为李尚杰泡好一杯茶，等候着他。老李来了后，俩人隔着一张茶几边喝边聊，李尚杰
讲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痴迷，讲他为人处事的轶闻趣事，也聊围绕着他发生的是是非非。
他们就这样聊了几个晚上。一天，徐迟提出要去陈景润的小屋看看，周明听说了，也要一起去。李尚杰却为
难了，他说陈景润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 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反锁起来，一般是敲不开门的。
见徐迟和周明坚持要去，李尚杰说：“我倒是进去过，你们要进去得另想办法，搞点‘阴谋诡计’……”
他们三人一行来到８８号楼。李尚杰先到小屋门口，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听到陈景
润在里面问：“谁呀？”
“是我，李尚杰。”
“李书记，你等等，我马上给你开门。”
过了好几分钟，小屋的门才开了一条缝，见只有李书记一个人，陈景润开了门。李尚杰进去了。
徐迟和周明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后，也敲响了小屋的门。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李尚杰就走过去将门打开
了。见是徐迟和周明，陈景润冲过去本能地想关上门，可是徐迟和周明已经迅速挤进来了。
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这哪里能坐呀。他们环顾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一麻袋，麻袋里
装的全是他算题的废纸和换洗的脏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块地方空着，其余都堆满了书籍和杂志。他
其实不常用桌子，看书、演算仍习惯将床上的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
几天后，徐迟带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与周明一起来到李尚杰的家。李尚杰感冒发烧正躺在
床上，徐迟说：“你就别起来了，我将稿子念给你听，请你提修改意见。”
于是，徐迟充满激情地朗读起了这篇报告文学，读到动情处，他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水。
李尚杰没有提出别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里面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于是文中出现李尚杰的地方全都改成了
“李书记”。“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人民文学》１９７８年１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２月１７日，《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
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象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１０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他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风刀霜剑？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长途中的孤独和
寂寞？
登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读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
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
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
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
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
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这天，陈景润在天津。他是应天津
市科协的邀请前来做报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杰。
作完报告，他们准备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邮局前，见里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在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他们
想挤过去看个究竟，这才知道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赶快从人群里退出来，一边走一
边连声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这股愈刮愈烈的“陈景润旋风”不仅席卷中国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西半球引起关注。
英国路透社发表评论文章：有一名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报纸上对陈景润的报
道，将使西方电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关于他身世的报道，不仅可以使人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情味是
什么，而且展示了中国的科学在文化革命时代以后的大转变。……
信件象雪片般飞来，每天都有几百封、近千封上面写着“陈景润同志亲收”的信件送到陈景润手里。他们向
他表达着心中的崇拜和敬仰，诉说着学习科学的渴望。
也有人拿着登有《哥德巴赫猜想》的报纸，千里迢迢来北京找陈景润，要做他的学生。
但是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
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
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中国青年》杂志开展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
习陈景润”的讨论。
１９７９年３月，酝酿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６
０００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华国锋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
产力的重要观点。陈景润眼含热泪地聆听着讲话，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
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
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写下一首诗：“革命加拼
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会请上台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
领导接见。陈景润心情激动地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同志的右手，前倾着身子弯着腰连声说：“谢
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命运大起大落的陈景润：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
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
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世界之
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陈景润被改造成了一个符号
１９７８年秋，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
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陈景润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这股旋风将陈景润从６平方米的小屋拉出
来，他不得不无奈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
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扒开已渐渐愈合的伤口。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
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只要他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就满足了。
翻阅当时的报纸，笔者读到了一段陈景润在某地作报告的内容：
“……‘四人帮’横行时，我不怕打棍子扣帽子，坚持每天不分上下班，全部时间都埋头在图书馆、宿舍和
办公室从事数论的研究工作。我身体不好，医生让我‘全休’，我把疾病置之度外，坚持不懈，一旦问题获得解
决，那就其乐无穷。在遇到困难时，马克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的教导，激励着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我在数学上能做出一点成绩，完全是毛主席、
华主席、周总理和共产党培养、教育的结果。一位外国教授曾经问我‘什么力量使你能长期坚持研究非常困难的
哥德巴赫猜想呢？我回答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邓副主席对我政治
上、工作上、身体上、生活上的关怀。我一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人民，浑身就
有使不完的力量。’”
这样的报告，他作了一场又一场。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各家有各家的读者对象，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体育
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搜寻当时部分报刊，
就发现了以陈景润名义发表的各种文章十多篇。虽然陈景润连年三十都在写这类文章，仍难以应付纷至沓来的约
稿，一向与报刊毫无瓜葛的他竟欠下许多还不完的“文债”。
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
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
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堆积如山的信件等着他拆看，还有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
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一个年轻人拎着一包足有十几斤重的数学手稿，从遥远的大西北来找陈景润，说他已经证明了“１＋１”。
陈景润不得不花几天时间看他的手稿，发现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一腔热情。
有时还会有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发生。黑龙江省有一个自称女神赋予他灵感的人，每天都来数学所要见陈景
润，说他有了女神赋予的灵感，一夜之间就用中学课程中学到的数学方法证明了“１＋１”。他整天不是守在陈
景润的小屋门口，就是坐在数学所陈景润的办公室里，弄得陈景润只好到处躲避，如果回到小屋，他就赶紧反锁
上门，连灯都不敢开。
记者几乎无处不在的追逐，使陈景润无处可藏。既有中央各大报的记者，也有从外地风尘仆仆赶来的各省市
的记者。从小就口呐的他疲于应付，不得不说些报纸上的字儿话。
那年１２月底，中国数学会代表大会在某地召开，陈景润由于在河南巡回作报告，直到会议快结束前才匆匆
赶到。他刚到宾馆，当地省报记者就闻风而至。下面是这位记者采访陈景润后写的一篇专访，从这篇纪实性的专
访里，我们也许能了解一些陈景润当时的心境。
“他穿一身草绿色的衣服，脚上也是一双草绿色的解放鞋，短发，戴一副浅色深度近视眼镜。他开始回答我
的问话，他靠在沙发背上，一手扶住头，两眼微闭。我发觉他可是真累极了。
他说，我１２号离开北京，先到新乡师范学院，再到开封河南师范学院，然后到了郑州，在郑州大学和部队
工程技术学院讲学，一直到２４号才离开，还是不叫走哇。可是再晚两天，这里的会就要散了。
我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我的职务多了，事情也多了，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是科学院数理学
部委员，国家科委数学小组成员。首先会太多，接待任务也多，记者找我的多。到处躲也不行，今天 又被你抓住
了。
你看，邀请我去讲学的也多。在这之前，我还去了贵州，去了天津。好多大学请我讲学。讲什么？讲一加
一，懂的人太少了，全国懂得它的人是可以数出来的。他们要我讲，总是想讲点有用的。于是，我就为他们准备
讲一点组合数学。这样，我就不仅搞我的纯数学，也要搞一点应用数学……可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要搞的。
事情太多了，他又把话头转回来，开会多，接见的人也多。有一些是数学上的问题，有许多也不是。人民代
表，人们有许多事要找你，连没有房子，两地分居也希望你反映反映。接见记者，能躲就躲。还要接见外宾。你
还得准备回答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譬如，美国许多大学出高薪请你去，你为什么不去？是你不愿去？还是政府
不要你去？你看，多怪！我是中国人嘛。我只得告诉他们，因为我国内有工作，我的国家需要我。钱，我不需
要！”
陈景润的出现，使人们犹如在沙漠中看见了一片绿洲，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泓清泉，他们在陈景润
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人们犹如在黑暗里发现了一只燃烧的火把，陈景润激发了他们潜伏多年的对科学
的热烈渴盼和追求。于是，经过１０年动乱的他们，赋予陈景润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一直醉心于
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他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
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背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１９７９年，陈景润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数学所要派车送他去，说好了早晨７点钟去接他。可陈景润６点
５０分就走了，自己搭乘公共汽车， 辗转２个多小时去了开会地点。他说：“我不要车送，这不好，这不好。”
得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向陈景润学习”的文章，陈景润连连摇着手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不
要向我学习，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秦牧等几位作家跟徐迟一起去看陈景润。当时，陈景润正在会议室里开会，见了徐迟，
陈景润立刻起身，跑过来亲热地握手。秦牧曾写过一篇《探访“数学怪人”》，记录了这次见面：
“你现在仍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么？有人问道。
是呀，医生要我休息。怎么休息得了呢，我不管，我仍是干。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
有何用？说罢，他觉得意有未尽，又把这首寄托豪情壮志的诗念了一遍。
身体怎么样？
不大好。说着，他跑到桌边，捡起一本书，翻了一下，一张病假条跳了出来。那上面写的他的疾病是‘结核
性腹膜炎’，医生建议全休一月。不理它，就是要干。他说。
听说已经拨了一套好房子给你，你什么时候搬呢？
我绝对不搬！他极其执拗地说。
为什么？６平方米的房子很难工作，房子宽敞一点，不是可以工作得更好吗？
这是……，他沉思了一下道：等大家都有新房子住了，我才搬。再说，给了我这样的房子，大家照例都来
要，怎么办呢？国家现在哪来这么多的房子！
你看电影么？
打倒‘四人帮’的电影，我看。一般电影，我没时间看啦。”
作家们来过后，陈景润马上打电话给党支部书记李尚杰，汇报了这次与作家们会见的详情。
多年后，陈景润的同学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陈景润已名扬中外，母校厦门大学邀请他回校参加校庆。学
校给他买了软卧车票，陈景润说：“这不好，这太浪费了。”他将软卧退了，坐硬卧颠簸了两天一夜才到福州。
下车后，他对前来接他的老同学说：“你借我一块手表吧。”
老同学大惑不解，因为陈景润的手上分明已带着一块欧米茄手表。
陈景润解释说，这块表是我出国时买的，带这么好的表影响不好。说着，他将手表取下来装进口袋。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陈景润当年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和同学们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从香
山的住处特地到市内的友谊宾馆看望他当年的学生。沈先生是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忆起了在三明的那段
往事，依稀记得这个多病口呐的学生。当时已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的沈元来看陈景润，关心地对他说：“你身
体不太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
动得流泪。五届人大刚开过，就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多么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
攀登科学高峰。”
他还告诉老师：“‘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要我写诬陷邓付主席的文章，我就是不写，被他们骂为‘老顽
固’。”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
染。可是如今，他却身不由己。
陈景润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须为人民说话，如实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声。陈景润
口袋里常常揣着人大代表证，有时还去中关村一带走访，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工工整整记在本子上。８０年代
初，中关村一带道路拥挤逼仄，生活配套设施落后，这里的人们走路难、乘车难、看病难、换煤气难、买菜买肉
难、洗澡理发难。
陈景润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大会递交了一份他联络众多代表签名的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
解决中关村的“六难”。
陈景润的提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不久，中关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屠宰场搬走了；紧挨着中科院力
学所的那座噪音大、日夜扰民的五金厂也搬走了；为方便群众进“村”出“村”的３０２路公共汽车开通了；菜
场、超市也相继建起来了。
３０２路公共汽车开通的那天，陈景润特意上了车坐了两个来回。
陈景润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向历届人代会递交提案９３条。一位他当年的领导说“陈景润一生最大的
成就，一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一是当人大代表。”
不得不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得不去的讲学，不得不作的报告，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陈景润只得将他的研究
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得少些再少些，以补回失去的时间。
不管走到哪里，他那个草绿色的书包里总装着书。无论是等车的片刻，还是在在漫长的旅途中，或是作完报
告在作短暂的休息，他总手不释卷。虽然他不得不扮演别人要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他心里着急呀，“１
＋１”的研究仍没有进展，到达终点的最后一步，路途扑朔迷离。他尝试着从外围突破，外围的最大障碍是“函
数的零点分布问题”，这是块硬“骨头”，必须看很多的资料，必须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却因各种活
动和会议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这是陈景润最感痛苦的事。
有一段时间，陈景润甚至暂时停止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也停止了纯数学理论研究，为中学生写了一本
近１０万字的《初等数论》。在这本书里，他深入浅出地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的实际出发，分析了
数论的发生、发展和应用，介绍数论的初等方法。如电子计算机二进制和十进制的相互转换，中国汉代名将韩信
点兵法等，而且每章后面都列有习题，并在书的后面附上了全部习题答案。
这一切，陈景润都是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来做的。
参加人代会时，陈景润吃完午饭后，常将桌上的剩饭剩菜倒在纸上包起来带回房间，晚饭，他就不去吃了。
下午开完会他就直接回房间工作，什么时候饿了，将带回的剩饭菜用开水泡一泡三扒两口吃下去，又接着干。
有一次人代会，会务组将陈景润与赵朴初先生安排在一个房间。为了不影响赵老先生休息，每到晚上，陈景
润就搬个凳子进了卫生间，在那里看书、演算一直到凌晨。此事偶然被一位记者知道了，在报纸上曝了光。以后
每次开人代会，大会会务组都破例给陈景润单独安排一个房间。于是，他白天参政议政，晚上，又潜心在“哥德
巴赫猜想”研究中。
虽然陈景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能坐下来专心工作的时间还是太少了。陈景润最怕见记者，面对记
者的话筒和大同小异的采访，他常常感到无可奈何。而最让他烦心的是，有的记者常常不打招呼就直接闯了进
来，他不得不中断手上的工作接待这种让他无奈的采访。后来，陈景润实在难以忍受这种不礼貌的打扰，他找到
有关部门说：“这么的记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哪分的清呢。我要求，以后来找我采访的人得先通过你
们，要不然，假如有个假记者来找我，袋子里装个小录音机，我说话又不是句句合乎马列主义的，这样子给录
去，可不好啦。”
１９７８年底，陈景润因病再次住进解放军３０９医院。陈景润心想，这下该可以安静下来了。没想到，到
了医院也不得安宁。有真正关心他，来探视他的；也有追到医院来采访或求教数学的；甚至还有看了徐迟的报告
文学，来看看这个“科学怪人”的。
陈景润本想利用治病的机会，将经常中断的研究进行下去，却不能如愿以偿，思维常常被病房里的不速之客
打断。他终于忍无可忍，告诉病房的医生护士：“以后不能随便让别人来看我，要看我，必须有卫生部长的批
条。你们就说这是卫生部的规定。”
话说出去的第二天，有人打电话到病房，说要来看望陈景润。护士过来告诉他，陈景润正在看书，他说：
“不行，他要来看我，拿卫生部的批条来。”护士如实相告，对方气得扔下了电话。你猜这位打电话要来看他的
是谁，是中科院院士丁夏畦先生。
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结尾，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
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几年后，徐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
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
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他后来有了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当人大代
表，他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而这些活动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成名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一般人可能不
能理解。我想，要是没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后来的进展深入得多。”
全文完。文中部分小标题本刊有改动。原载《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