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G 于 February 18, 2001 13:35:37:

（下）

送交者: CG 于 February 10, 2001 19:00:44:

回答: （中） 由 CG 于 February 10, 2001 18:59:48:

从基地要了一辆面包车，我和两个工会的女干部去接娟的好友亚芹。车没有直接去亚芹的学校，而是先
到了娟的学校，工会的人要对娟的学校说明一下情况，替她请假，并收拾一些娟的东西。两个女干部去
娟的宿舍收拾东西时，我在学校校长的家里和他聊了一会。校长有快六十岁的样子，个子不高，头发灰
白。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兰色中山服，衣服的上兜里别着两只笔，一双解放鞋。他话不多，但给我印
象很深，他的慈祥的面容和深邃的目光让我想起一个毕生致力于乡村教育的老教师的形象。说起学校的
情况，老校长告诉我，学校的经费很困难，是采取三三制。是由国家拨一点，县里给一点，乡里再补一
点。这个乡里不富裕，乡里的经费老不到位，县里的经费也常被挪用，所以学校很困难。教师虽然是国
家干部编制，但常常是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来。但这个学校却没有失学的学生，学校考上大学的也很多。
娟和郭辰都是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娟师范毕业后被校长的老伴也是娟的班主任拉回了这个学校做教
师。娟在学校很厉害，学生都怕她。从老校长那又是办公室又是家的房间出来，我在学校走了一圈。教
室许多都是土坯房子，里边黑黑的，窗子上连玻璃都没有，每间教室里都坐得满满的，但是很安静。

车开了几个小时，到了亚芹学校所在的村子。离那学校还有半里路时，车走不动了。因为前晚下雨，乡
村的土路全都成了泥潭，那泥有半尺深，车陷在了泥里。司机下车去清路，我和两个女干部脱了鞋子挽
起裤子，光脚踩着泥路去了亚芹的学校。亚芹和她丈夫都在这里教书，他们夫妇也是郭辰夫妇的好朋
友。我们说明了来意，亚芹一听情况就抹起了眼泪。她丈夫马上收拾了一下她的东西，交给她一个大
包，叫她赶快跟我们走，去照顾娟，学校的事情不要操心了。我后来才知道，亚芹当时已经怀了几个月
的身孕了，我要是知道，也许会犹豫是否还接她去基地。回来的路上，我看司机好象有点心不在蔫，突
然想起这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赶快叫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一个叫“鸿门宴”的小饭馆，我们每人要了一
大碗酸汤羊肉水饺。亚芹一口也没吃，坐在那里叹气抹眼泪。到基地后，娟和亚芹见了面，两人抱作一
团哭成了泪人。

亚芹来后，娟的情绪基本恢复正常。她还是要求去看阿辰，医院那边也一直没有好转的消息，看样子要
持久下去了。请示副司令后，同意娟可以去看看郭辰，但告诉她怕她受不了刺激出事，她说她可以，她
有最坏的准备，见阿辰活着她就放心了。那天我没去，光头小刘和四眼小李陪娟去了省城的军区医院。
当娟进入抢救室时，连着郭辰的心电仪上出现了一阵跳动。娟看到治疗台上那一堆已经没有人形的焦黄
的东西时，当时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昏死过去。她是被小刘和小李背出医院大楼的。

娟总算看到了还“活”着的阿辰。医生说郭辰有意识但没知觉，要做长期治疗的准备，如果他的意识中
不放弃生存的欲望，他会最终度过危险期的。娟明白目前的状况后，也有了长期准备的打算。她想再在
基地呆下去也无助于抢救阿辰，一切全凭阿辰求生的意识和医院的抢救。她要求回到她的学校去，有什
么事情再来基地。我送她回了学校，并向老校长交代了一些事情，老校长说你们放心，娟就和他的女儿
一样，自然会照顾她的。这时离事故发生已经快一个月了，室里的同事们也忙累得够呛。马上就是十一
了，娟走后，室里给大家放假两周，休息一下。我九月二十七号离开基地，回了在省城的家里。

在家里休息了两天，我忽然有点不安起来，也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可能要出事了。十一那天下午，我坐
长途汽车回到基地。下车后，我没有回宿舍，而是直奔老招待所。基地还在放假，看不到一个人影，老
招待所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但从最东头那间留给娟的房间里，传出嘶哑的哭泣声。我推门进去，娟坐
在地上一边哭着，一边在一个脸盆里烧着一打草纸；主任蹲在地上在劝着她。主任见我突然回来，松了
一口气。他告诉我，医院昨天正式通知郭辰抢救无效，死亡。郭辰和死亡整整拼了一个月，最后他还是
放弃了生的欲望，也许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状况是生不如死，他走了，留下了娟和才两岁的女儿。他在这
个世界上最后的享受，是在外场草丛中在轰鸣的噪音和风沙中居然蹲着睡着了。

主任两只眼圈黑黑的，他从昨天晚上就一直陪着娟。我叫他回去休息，并安排其它事情，我来陪着娟。
我没有劝她，也坐在地上，拿过剩下的草纸，一张一张慢慢地替她烧着。纸烧完了，我对娟讲现在不能
再难过了，你哭也该哭完了，得想想怎么处理阿辰的丧事。阿辰走了，放弃了生的努力，这也是为了她
和孩子，他的状况真的是生不如死，换了我们其它任何弟兄，也会放弃生的努力的，因为这样活着实在
是自己亲人的负担。她现在必须脑子清醒，想想如何和基地谈条件，尽量为自己、孩子和阿辰的父母争
取一些抚恤和关照。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自己的家人在旁边帮你拿主意。娟自己娘家不会有人来，那么
要尽快把阿辰在外地的弟弟叫回来，而且为阿辰的父母争取抚恤也得由阿辰的弟弟来操办。

娟说她只有两个要求，一是阿辰必须有个名份，牺牲或至少是因公殉职；第二，阿辰不能火化，她要按
当地农村的习俗土葬阿辰，他已经被烧了一次，不能再被烧第二次。我给她分析了一下，这两个要求可
能都办不到。第一，现在看来只有阿辰来背那口黑锅了，小柯不可能背，他是外单位的协作人员，老甘
和阿萍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再说她们都是女人，以后还要活着；而且事故的原因和性质，好象早就定
了，你即使要求再调查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这实际上都是基地处理事故的惯例，你一个弱女子，乡村教
师，破不了这个规则；第二，不论事故性质如何，阿辰总是公家的人，公家的人是不能土葬的，特别是
基地上的人死了，从来不能土葬，这几乎就象法律一样；基地以后还会出这类事故，还会死人，不可能
为她开这个土葬的先例；你如果一定要求土葬，最后基地可能会不和你谈任何有关抚恤的事情，划清界
限，把此事做为纯粹的因私死亡，由你自己去处理。娟听了我的分析，又哭了起来。我接着给她分析，
她现在所能做到的是：第一，与基地谈判，未经她同意，不能处理阿辰的遗体；第二，以她提出的两个
要求为条件和砝码，为孩子、自己和阿辰多病的老父老母争取最大程度的抚恤和利益，而且要掌握好分
寸，免得过于坚持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条件而和基地谈崩，最后什么也争取不到。基地人事处的人可都
是些无情无义的王八蛋，谈崩了可是什么缺德事都会做得出来的，才不会同情你孤儿寡母呐！

基地死了人，如果是因公殉职，那个医院后面的太平间会作为哀悼厅，设立一个灵堂，各单位都会来送
花圈，并举行告别式。小柯的告别式就是在那里办的，虽然当时事故还没定性。郭辰死了，基地没有设
灵堂，也没有单位来送花圈，郭辰的这口黑锅背的太沉重。我们几个弟兄都是一肚子火，憋着一股窝囊
气。我们提出要设个临时的灵堂，主任一听为难得要死，想拒绝，又怕我们闹事，于是说我们可以在老
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办，别声张。我从室里的秘书那里找了一张郭辰的标准照的底片，只有这唯一的一
张，很久以前的。在镇子上的照相馆里把那底片冲洗放大，由于时间太久，底片也磨损了，洗出来的相
片吓了我一跳，太模糊，郭辰的脸好象被烧了一样，这不能让娟看到。我说这样不行，要照相馆用手工
把相片处理一下。他们用手工把那相片描了好几个小时，总算还看得过去。我在装饰店挑了个镜框，把
像片装进去，一路捧着郭辰的遗像回到老招待所。把遗像放在桌子上，再摆了些水果和郭辰常抽的香
烟，桌子下面是烧纸的脸盆。我和光头小刘、四眼小李站成一排先给郭辰兄弟鞠了三个躬。室里其它同
事也先后悄悄进来给郭辰鞠躬，最后来的是主任，他也给郭辰鞠了三个躬。小柯的弟兄们听说郭辰也死
了，派了个弟兄送来了一个花圈，这是郭辰在基地里收到的唯一一个花圈。

娟和郭辰的弟弟与那个我们叫作王八蛋的人事处长的谈判搞了好几天，没有结果，那个混帐东西还动不
动向娟大声吼叫，威胁说要撒手不管郭辰的事了，让家属按因私死亡处理。最后在副司令的亲自出面
下，达成了协议。家属不再坚持因公死亡的名份，但基地按因公的标准抚恤。抚恤金是多少记不得了，
很少，而且娟全部给了阿辰瘫在床上的父母。郭辰的父亲上过黄浦军校，干过国军，四七年内战时他离
开国军回乡当了农民，这段黄浦和国军的经历也成了他的历史上的黑锅。那老人是个明白人，他没有向
基地提任何要求。孩子由基地抚养，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直到十八岁成人。基地答应把娟从那个发不出
工资的乡村中学调来基地的化验中心工作，娟是学化学的，也只能去那里。娟能调来基地，每月能按时
拿到工资，这也是我们最希望她能得到的照顾。郭辰的遗体自然是火化，没什么好商量的。

郭辰的遗体停在军区医院的冷库里。原来我们以为是在省城的傧仪馆火化，不知为什么却突然改在基地
附近一个县城的火葬场火化，可能是与郭辰死亡的定性有关，或级别不够。我们也不再去计较这些细节
了，提出几个弟兄要去给郭辰抬棺，把他从省城抬送到县城火葬场。省城军区医院离那个县城的火葬场
不近，要提前一天把郭辰送到那里。下午四点多，就在我们已经收拾好等派车准备出发去给郭辰抬棺
时，主任跑来说车不来了，你们不用去了，郭辰已经转移到县城火葬场了。我和几个哥们一听就火了！
他妈的，你们这些官老爷还是人吗？你们把我们哥们当什么了？就象拉冻肉一样从省城拉到县城里，你
们以为人死了就可以随便欺负吗？我操你们祖宗八代！我们指着主任的鼻子大骂了一通，其实这并不关
主任的事情，都是那些毫无人性的人事处的王八蛋们安排的。主任一个劲地说好话，说什么拉郭辰的车
不是一般的货车，而且有人事处的人护送。我们知道这是胡扯蛋，除了我们这些生死弟兄，不会有人去
护送背了黑锅的郭辰兄弟的。郭辰是被人事处通知火葬场，用火葬场那个破旧的运尸车拉去的。我告诉
主任：他妈的，我们哥们明天不去火葬场参加葬礼，你们看着办吧！

我和光头小刘，四眼小李出了基地，在一个理发馆我们全剃了光头，小刘本来就是光头，又剃了一遍。
从理发馆出来，我们去商店里买了一块近两米宽，十米长的黑色毛料布。按当地农村土葬的习俗，死者
从家中抬往墓地时，棺材上都有一个白色的帐篷盖着，那叫帐子。死者的这个帐子一般都是最要好的朋
友和亲戚送的。城里不兴土葬，但朋友和亲戚仍然按习俗送给死者一个帐子，这个帐子已经不是一个真
的帐子了，而是一块上好布料，送给死者的家人和遗孤，在办完丧事后这块布料可以拿去做衣服，所以
这块帐子实际是一件丧葬礼物。我们办完这些事情，来到我们以前经常和郭辰一起来喝酒的一家四川民
工开的小饭馆。要了四付碗筷，几瓶白酒，几盘小菜。我们一边喝着，一边骂着，一边流着泪。喝到半
醉，光头小刘第一个抱着头爬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接着我和四眼小李也忍不住一起嚎了起来。天很
晚了，早过了关门的时间。那从四川农村来的小老板收拾完其它的东西，又拿出几瓶白酒，几盘菜，他
坐在四方桌的一边平时郭辰坐的位子上，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陪我们喝，也陪着我们流泪。

喝到后半夜，我们都爬在桌子上睡着了。早上五点钟左右，小老板叫醒了我们。天还没亮，灰蒙蒙的。
我们揉着眼睛，赶到长途汽车站，坐了第一班往县城去的长途汽车。车路过县城火葬场时，我们下了
车。那时已经快八点了，火葬场看门的老头打开铁门，把我们让进了接待室。我告诉他我们的来头，他
说基地已经来过电话了，一切都安排好了，火化前肯定在哀悼大厅里有一个追悼会，这也是我们几个最
想知道的。我问了一下具体的程序，并去查看了那个哀悼厅，看没什么问题。在接待室，我们买了一花
圈，在挽联上写了“郭辰兄弟好走！”和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哀悼厅的花圈都是样子货，是摆在那里，
不能动，不能烧的。谁要用，必须“租下来”，完事后只是把挽联和名字取下来，花圈还放在那里。送
郭辰，我们要用自己的花圈。我问老头，基地有没有订骨灰盒，他说还没有。我就以基地的名义订了一
个最贵的骨灰盒，两千多块钱，告诉他基地参加葬礼的领导来后会付款的。

十点，基地参加葬礼的车队来了。主任下车见我们三个光头吃了一惊，连忙给我们陪不是，我告诉他，
我们今天不会闹事，放心好了。娟下了车，她按这里农村的习俗，穿着一身白色的孝服，头上扎着一条
长长的白布条，两个女干部扶着她；燕燕被一个女干部抱着跟在后面，也是一身重孝。老校长和他的老
伴也来了给他们的学生送行。基地来了几十个人，都是室里的同事和郭辰平时的朋友，和单身楼里的单
身汉们；小柯的工厂也来了几个弟兄。基地来的最高级别的“领导”是工会主席，他实际上根本算不上
基地领导。还有那个王八蛋人事处长！基地副司令，也就是我们的老主任没有来。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故
来什么级别的领导。我想他也许根本就不敢来。

葬礼开始，我们把那块黑色的帐子展开挂在大厅后墙上，黑色铺满了整个大厅的后墙，黑沉沉的。我们
三个站在人群的最后，黑色帐子的前面，黑着脸。哀乐过后，人事处长致悼词，一副慷慨激昂的腔调！
我只记住了“事故死亡”几个字。悼词致完，人们排队走近郭辰的遗体鞠躬告别。我们三个光头在最
后，我们走到前面，没有先向郭辰告别，而是向娟深深鞠了一躬。她似乎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是低头呆
立在那里，没有哭泣，也没有眼泪，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她好象不知道一样。

郭辰躺在一个玻璃罩下，身上盖着一条黄色的军用毛毯，头上是一顶黄色的旧军帽，眼睛上一付很大的
黑色眼镜，眼镜以下用一块白布盖着；整个身体唯一露出来的部位是两只耳朵，那是两只用橡皮做的假
耳朵！我们三个站在郭辰的旁边，一起向郭辰三鞠躬，做最后的告别。我们告别完后，火化工上来推郭
辰去后边的火化炉。突然，一声凄厉无比的哭丧声划破了大厅，

“-----------阿----------辰-------------------------”

娟挣脱了抓着她的人，不顾一切扑向阿辰，，，，，，

那哭丧声是如此的凄惨，令所有在大厅里的人毛骨悚然。那呼叫声不是哭出来的，是唱出来的，那是当
地农村最凄惨的一种传统的哭丧调。那声音回响在大厅里，激荡在大厅的两壁，然后打在后墙上那块黑
色的帐子上，那黑色的帐子颤抖了起来，，，

活着的人：

郭辰走后不久，我们第一次去省城看望老甘和阿萍。先去了老甘的医院。在一间特别的治疗室里，老甘
躺在一个架子上，十几盏烤灯在照着她。已经看不出人样，只是一团模模糊糊的肉，褐色的烧伤油和药
水涂满了全身，在照烤下油光光的，有点象烤炉里的一只巨大的烤鸭。和我一起去的那位王大姐，见此
情景马上闭上眼镜哭了起来，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老甘听出了哭声，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小王，你不要哭呀，我很好的啦，，，，”

老甘的声音虽然很弱，但还是和平常一样，充满了慈祥。我和她说了几句笑话，然后出了烤箱一样的特
别治疗室。门口还有几个人没敢进去，只是爬在窗子上看了一眼。王大姐出来后就软了，坐在台阶上又
哭又吐。他们奇怪我怎么没事情，还敢和老甘说笑话，我叹口气告诉他们我看这样的惨景已经不是第一
次了。

到了阿萍在的那家医院，说什么也没有人再敢和我进治疗室了，包括光头和四眼也不进去，说受不了那
么美丽善良的阿萍成了一只烤鸭的结局。他们等在治疗室门口让我告诉阿萍他们也来看她了。阿萍的治
疗室很大，她也是被架起来烤着烧伤油，因为这屋子里有两张治疗台，所以每张台子用布帘子拉着，看
不到里边台子上的阿萍。阿萍的伤势比老甘轻一些，也恢复得好一些。我进去时，地上放着一台收录
机，在播放着长篇连续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人生”。我告诉阿萍大家都来看她了，她很高兴。说到事
故的事还没等我劝她，她却安慰起我来了。她叹口气，

“唉，都是命中注定，谁会想到出这样的事故。你们也别难过呀。”

她又和我说了好多话，问了许多其它同事的事情。她说基地领导不久就会放我们几个闹调动和考研的人
走的，你们会考上的，也会调走的，会去北京、上海、深圳那些好地方的，你们不要着急，都会好起来
的。从阿萍那里出来，我虽然隔着布帘子没看到阿萍，但我感觉得到，她还和以前一样善良，一样美丽
动人。

年底的时候，主任来说室里按惯例年底聚餐，大吃一顿。我没好气地说

“哥们没这情绪，心还黑着呐！吃什么，不吃！”

主任连忙解释，正因为室里出了这么悲惨的事故，大家心里都很沉重，所以大家要聚一下，大吃一顿，
冲冲悔气，振奋精神，明年还要努力工作。他还说副司令也会来的。聚餐是在基地门口的一个小餐厅
里，那是个菜铺子改装的餐厅，里边很简陋，墙上有些地方还糊着旧报纸。我们三个兄弟轮流给副司令
敬酒，他看我们不怀好意，喝过一轮就死活不喝了。我假装喝醉，叫光头小刘和四眼小李一边一个按住
副司令的胳膊和那满面油光的肥头大耳，我抓起一萍二锅头给他灌了下去，是从鼻子里灌下去的。

重复的前言：

谁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脊梁，我想，不是那些民运精英，不是那些在海外自以为通晓中外古今、评判历
史、指点江山的人；也不是那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移民美日加，建设华人新国家的上等华人
们；更不是那些嘴上挂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可恶的共产党的贪官污吏们。真正的国家和社会
的脊梁是那些仍然还在国内，在清贫之中默默耕耘的人们；是那些在西昌、在酒泉基地发射卫星的人
们，，，他们如同牛一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我也曾经是这些“脊梁”中的一员，但我现在感到很羞愧，因为我已经不再是那些“脊梁”中的一员，
我离开了那个永远让我难忘的基地和那近十年的基地生活。那个基地、那段生活有我的青春，我的幻
想，我的欢乐，我的成功，也有我的痛苦，我的悲伤，这些如今都成了我永远的回忆。我有时夜深人静
的时候在想，人活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你却无法知道你明天是否还会活着。我还活着，可有些
曾经一起在基地里做过脊梁的弟兄们，他们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在他们下有小上有老需要他们抚育、孝
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荒凉的基地里。那都是些再也普通不过的脊梁们，没有轰轰烈
烈的壮举，没有指点江山的豪气，甚至身后连一个因公殉职的名份都没有。

想起那些脊梁们，我真的惭愧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甚至也无力为他们留下的妻儿父母做点什么。我能
做的只是对他们的追思和怀念。我说他们的故事，是想让多一些朋友了解在那可上九天揽月的辉煌背
后，还有这么一些普通的悲怆的脊梁。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群脊梁，我们这个积弱和多难的国家才能够
在强权面前有自信地挺直了腰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