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Tina 于 June 14, 2001 00:15:22:

上海点滴 (ZT)

送交者: Tina 于 May 04, 2001 21:17:55:

上海点滴

　　　　　　　　　　　　　　　　·李　昕·

⒈又到上海

２０００年十月底，我从韩国转道回国，先到了北京。因为上海有个国际医疗展览会，我们公司需要参展，所以尽管我在国内停留时间很短，也得去一趟上海。

上一次去上海是９８年了。听人说这两年上海变化挺大的，很多人长期回国工作都首选了上海，所以我也想去看看，还想约一些朋友同去。

我被认为是一个好热闹的人，朋友们都说我不管到哪里，都喜欢招一大帮人，弄得前呼后拥的，显得朋友遍天下。

我承认我以前的确是那样。五年前刚到美国时第一次出去玩儿，在华盛顿呆了三天，我几乎联系了当地所有跟我有那么一点儿关系的人，包括朋友的朋友，和给我带过两天课的一个日本实习老师。他们见到我的时候都很热情，也有些惊讶，还有一点点含糊－－“他怎么找我来了，该不是把钱包儿丢了吧？”

后来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我在北美很多地方都有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朋友，可我在外地出差或是旅游的时候反倒不怎么特别地联系了，慢慢沉淀下来的经常联系或一起出游的也就是那么几个老朋友，因为随着年龄变大，与其他人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了，包括工作和家庭，最主要是生活态度。所以见面时大家更象是一种应酬，特别是有时候时间短得还来不及叙旧，这样就失去了舒服的感觉，也就没有意义了。

邀请“同游上海”的ＥＭＡＩＬ我两个多月以前就发给国内的朋友们了，但一直没有反馈。大家都认为谁也不能提前那么早就作安排。这也是中国和美国办事方法不同的一个例子。

美国人什么都讲计划，什么都要预约。这一次看过牙医后马上会给你约半年以后的下一次，刚一参加工作立刻就会参加退休基金计划，好象人一生下来就把这一辈子全计划好了。若是休假，他们通常提前半年甚至是一年就已经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机票、酒店、租车，和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细节。

他们的社会系统也都相应的如此设立。比如机票一定要提前买，通常越早越便宜。如果要是临行前一两天再买票，一百多美金的票涨到一千多美金是常有的事。

去年我回国休假，和几个朋友去桂林和阳朔。我星期三晚上开始打电话给朋友们，他们星期五就从不同的地方飞到桂林见我。离开桂林的时候，他们临走前最后一分钟才买返程票，也都按时回去了。后来我跟一个美国朋友讲起这件事，他吃惊得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我也不知道哪种办事方法更好，更方便，只是觉得很不同。

这次来上海也一样，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我只知道“亨利”会从深圳过来，跟我在虹桥机场见面，别的我就一概不知了。

⒉登上九重天

远远看见“亨利”一颠一颠地从机场里面走出来，脸贴在一个极其精巧的手机上讲着话。他一身时髦装扮，上着“阿迪达斯”长袖紧身无领运动衫，下穿藏蓝色仿旧牛仔裤，翻毛皮靴。夹杂在穿着劣质西装一齐往外走的人们当中，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些卓然不群。

“亨利”是我大学时同宿舍的哥们儿，一直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浪尖人物。

现如今跟人打交道时要用名片，接过来一看正面儿，“张狗剩儿先生”，再看背面儿，“Ｍｒ．约翰　张”，其实是一人儿。兴用洋名儿是这几年的事儿，可早在八十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人家“亨利”就管自己叫 “亨利”了，而且所有作业本儿笔记本儿都用英文签名，包括“马列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史”。

现在身为炙手可热的金融律师的他，更是不可等闲视之。着装紧跟欧洲时尚，口中各种流行术语。每次收到他的ＥＭＡＩＬ，总看到自动附着的一个落款儿：

“亨利　杨手机：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ＯＩＣ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ＩＣ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ｅｍａｉｌ：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ｃｏｍ”

而且他给人打电话，临挂之前总会说：“没事儿Ｑ我啊！”－－透着那么洋气。

去年“大话西游”火爆神州各地，网上网下。于是“亨利”又多了一句口头语，动不动就说，“靠，Ｉ服了Ｕ　！”　（小注：操，我服了你！）

这次来上海之前，我托亨利帮我订酒店，并发了几个可选的酒店名字给他，大部分是我以前住过并觉得还不错的。亨利听到后首先大骂我土鳖，然后除了我开会必须住的锦江酒店，全都给我改到了别处，我也只好听之任之。

说说笑笑地走出了机场，一个干净利落的出租司机迎了上来。他很有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然后把我们的行李接过来，放在后背箱里，又给我们打开了车门。车里干净整洁，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

我感觉有点儿受宠若惊，因为在国内打车好象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特别是在北京。

亨利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上海出租车都这样。

几个小时前我在北京办完事儿，在写字楼底下叫了一辆车。我刚要拉车门，只听一句粗声大气的断喝，“上哪儿！”，忽地从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里吼出来。

我说，机场，然后就一拉门儿进了车。车里狭小不堪，脏了吧叽，门上窗上都是尘土，后座上一条浅色的毛巾被让无数的屁股坐成了黑色儿，在那儿皱巴着。

司机扯着嗓子说，这会儿可堵车，想快就得绕点儿。

我说，那到无所谓，快就行，咱们走哪儿呀？

司机说，我看得走玉蜓桥那边儿，这阵儿正是下班儿的时候。

我一听就来了气，哥们儿，咱们这是长安街，我知道玉蜓桥在哪儿。我去首都机场，不去南苑机场。

司机听我满口北京腔儿，没说话，猛地一踩油门，朝三环方向开去。

这一路上，他满嘴骂骂咧咧，一会儿骂空气污染，一会儿骂交通堵塞，一会儿骂汽油涨价，可我怎么听怎么象是在骂我。要不是已经上了机场高速，我真想换辆车，要不捶丫一顿。后来我干脆不理他，用手机打电话聊天，他慢慢儿也就消停了。

可是这种司机，我在北京碰到的真不是一两个。

一上了出租车，“亨利”的手机就开始不断地响起来。铃声一响，他就会皱着眉头嘟囔，“烦躁，烦躁”，可一接上电话就聊个没完。没人给他打电话，他就会给别人拨，告诉全世界他在上海呢。有一回我听到电话铃儿，慌忙从包儿里把跟朋友借的手机翻出来，一看，原来是坐在我旁边正在坏笑的“亨利”打的。

趁他忙着，我开始探头探脑地欣赏上海的夜景，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大的写字楼特别多，上面的巨幅霓虹灯几乎全是各大外国公司的名字。

不一会儿，我的手机也开始忙起来。

我接起电话，里面一片歌厅内的嘈杂声音，我使劲对着电话喊，“是大智啊，你在哪儿呢？”

“我也在上海呢。你不是说你这两天来上海吗，我前两天开完会就在这儿等你呢。你猜怎么着，我刚才一打电话，老三也在上海呢。我们哥儿几个正跟这儿唱歌儿呢。”

“你今天晚上住哪儿？”

“还没准儿呢，明儿早上再电话联系吧。”

我刚把电话挂了，又接到了云丹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你在上海呆到哪天呀？我明儿去安徽出差，然后去上海，也许能在那儿见到你。”

跟云丹聊完没一分钟，我又有电话了，“请找一下顾先生。”

我连忙说，“对不起，您打错了。我这手机是借的，机主也不姓顾。”

对方立马儿急了，“不可能，你让姓顾的给我接电话！”

我莫名其妙，“我跟您说了，我不认识什么姓顾的，真的。”

对方竟然带了哭腔，“先生，麻烦您跟顾先生说一下，我正急着找他呐，他欠着我好多钱呐！”

我心想，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在美国的时候，除了上班，在家的时候电话铃一响，我几乎就能猜出是谁打的，因为经常联系的无非就几个人。可在国内，即便是我临时借的手机，也会被无数人找到，包括认识和不认识的。够乱乎的。

这时候“亨利”终于放下了手机，然后没事儿人儿似的对我说，“明天我得去趟杭州，晚上回上海，后天再回杭州，从那儿回深圳。你明天没事儿，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终于忍不住了，“你这儿到底折腾什么呐？你们怎么办事儿事先一点儿谱儿都没有呀？”

“亨利”嬉皮笑脸，“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国内办事儿就这样儿！”

我也没脾气，只好问“亨利”，“那今儿晚上呐？目前有计划了吗？我们现在去哪儿？”

“亨利”胸有成竹，“跟我走就是了。”

司机根据“亨利”的指示，把车开到了浦东开发区。“亨利”随手一指，这就是“世纪大道”了。

我连忙啧啧称赞这名字起的好。其实我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类似的名字，什么“皇朝酒家”，“帝豪饭店”，透着一股大都市的霸气。当然也有一些店名有些小情小调儿，比如“上海往事”，“上海人家”什么的。

车子穿过很多造型现代的高楼，我两年前都没有见过，然后在一座顶天立地的大厦前停下。

“亨利”下了车后对我说，“这就是‘金茂大厦’，一共８８层，有四百多米，是目前世界第三、中国第一高楼，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

我抬头一看，大楼象一座宝塔，直插云霄，几乎看不到顶。玻璃幕墙在月光下闪着金绿色的光芒，显得神秘莫测。

要不是到了这里，我几乎忘了“亨利”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拜高狂”。

“拜高狂”这名字是我瞎起的，用以形容盲目崇拜各种高大建筑以致发狂的人。

当初深圳的“地王”大厦刚起地基的时候，“亨利”就激动得不能自持。那时我们俩在一个公司工作，每天上班都要经过“地王”大厦的工地。每次一路过，他都会条件反射般不厌其烦地说“地王”建好后会是世界第几高楼，一共多少层楼多少米高，并无比神往地凝视还是破旧不堪的工地，和工地上衣衫不整的建筑工人。可是后来他一旦发现有别的楼比“地王”更高了，就从此对“地王”再也不看上一眼。

尽管我对他的这一癖好嗤之以鼻，可耳濡目染，我也近墨者黑地受到了一些影响。出国以后，我不管到那个城市出差或旅游，都要想方设法地去爬当地的最高建筑，特别是在世界上属得着的，比如多伦多的“ＣＮ”塔，纽约的世贸大楼和帝国大厦，还有其他国家的各种饭店和电视塔。爬的多了，我就渐渐失去了兴趣，觉得在高处看下面也没什么新鲜的，跟从飞机上看也差不多。有一回我在芝加哥玩儿，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上到了曾经也是世界第一高的“ＳＥＡＲＳ”塔。可当时正好阴天，从楼顶上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游客们或是在拍照，或是面面相觑。我终于觉得我这样见高儿就爬确实挺有病的，从此下决心，除非必须，再也不上高楼了，可没想到又被“亨利”带到这儿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于是我就随“亨利”一起坐电梯，上到了顶层。

“亨利”又跟我介绍道，“这就是著名的‘九重天’，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吧。”然后又自言自语，“听听， ‘九重天’。”

我们入座，点了啤酒、红酒，越南的软春卷和泰国的炸鱼饼。

侍者刚一离开，“亨利”就站起身说，“我去趟洗手间。”

我诧异，“你不是在楼下刚去过吗？”

“亨利”俯下身，神秘地小声地对我说，“我去转转。”然后就背着手昂首挺胸地走了。

他背手的动作使我想起了六、七年前我们在深圳时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几个朋友合住一套房子，一清和叶子当时还没结婚，正无照驾驶，可屋子布置地却象一对儿新婚的小青工。“亨利”是单身贵族，每次路过一清他们的屋子时都是目不斜视。有一回一清和叶子刚出门，叶子忽然忘了什么东西又回来了，一推屋门儿，只见“亨利”正双手背后，从容不迫地在四处审视着他们的卧房。

趁着“亨利”不在，我就东张西望地看了看这个酒吧。酒吧里灯光昏暗，透明的玻璃茶几上都闪着蜡烛。房间内直立或斜撑着很多金属立柱，上边是密密麻麻的铆钉，显出一种超现代冷峻的质感。地毯却呈乳白色，漫无规则的单线图案如朵朵祥云，走在上面，飘飘欲仙。人们一边品酒，一边窃窃私语。有西装革履的白领，有温情脉脉的恋人。离我不远处的那桌上坐着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年人，他对面坐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从服饰和神态上看有点身份可疑。

从落地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是上海迷人的夜景。黄浦江在星光和灯火的点缀下静静地流淌着，分外浪漫多情。

“亨利”大步流星地走回来，坐下，往嘴里塞了一个春卷，一边儿嚼一边儿说，“你知道吗，一清出国前工作的那个公司在这儿有投资，他以前常来这儿，在这儿住能打五折。现在加州几点？咱们给他打个电话吧。”

电话拨通了，“亨利”大声说，“大爷正在‘九重天’这儿喝酒呢，你干嘛呢？”

一清显得比较沮丧，“你们他妈的真爽，我正跟这儿背单词呢，准备考托福。”

从“九重天”出来后，“亨利”显得比较满意，又有些意犹未尽。

前两天我在网上瞎看，一条新闻映入眼帘：“一不明蜘蛛人未经允许，擅自攀爬中华最高楼－－金茂大厦。”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蜘蛛人是不是“亨利”呀，这二百五“拜高狂”该不是真疯了吧。 ⒊没有西湖的杭州

第二天一早，我们按照“亨利”的安排，从浦东转移到了浦西，搬进了座落在外滩上的“和平饭店”，然后准备去杭州。

离开浦东前，我打电话给大智，他当时还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睡觉，想必前一天晚上莺歌燕舞到深夜。

我故作无事地说，“你今天没事儿吧，跟我们去趟杭州吧。”

大智迷迷糊糊地说，“什么？去杭州？也行啊，反正我还没去过呢。”

他倒是真随和，想必也是习惯了这“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办事儿方法。

半个小时后，我们刚到“和平饭店”，大智就精神矍铄地来了。

见面之后，我们拳打脚踢地亲热地问候，然后就跑到外滩上溜哒。

早上阳光明媚，黄浦江上波光粼粼，江对面是擎天柱般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浦东开发区的大片高楼。金茂大厦在白天看上去更是气派非凡。

漫步在江边的外滩上，我的心情很好，就拉着“亨利”和大智频频照相。他们都有点不情愿，还不时地嘟囔着，“美国农民”，“乡户人”，“土老帽”，还说“你看看都谁在这儿照相呀，你过两天回北京，也应该去天安门前边儿照两张。”

然后我们找了一家街边小馆儿，吃了大碗儿的菜肉馄饨和小笼包。我们吃得很香，每人都出了一脑门儿的汗。我当时想，要是在美国每天早上能吃上一碗馄饨就好了。

吃完后我们准备出发去杭州，一听他们俩建议坐长途车去，我就觉得有点犯怵。想起以前上大学时出去玩坐长途汽车，座位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再加上大包小包的行李，车厢就象一厅沙丁鱼罐头。要是夏天，车里臭气熏天。没有空调，窗户就大敞着，车一开就从外边刮进阵阵尘土，加上身上出的汗，没一会儿就活成了泥，想起来就恶心。可是为了不显得很特殊，我就硬着头皮和他们去了。

到了长途车站，我真是有点吃惊。车站里宽敞明亮，天蓝色的塑料座椅干净整齐。天花板上吊着几部电视，放着港台和日本电视剧。说真的，比美国的很多“灰狗”站都要好出很多。

不一会儿，“亨利”和大智手里拿着一堆东西走过来，报纸、杂志、矿泉水，大智递给我一包“ＭＥＮＴＯＲ”牌儿口香糖。

我不由说，“国内也有这个牌子的口香糖了。”

他们俩象看怪物似的看着我，然后异口同声地说，“你没病吧！”

随着十几个人上了车，我总算顾虑打消。车子很干净，座椅舒适，有空调，有窗帘，还有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导游小姐。我们一上车，她就发给每个人一瓶矿泉水，然后又用麦克风给我们简单地讲了一下将要路过的地方。

上海到杭州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道路笔直宽敞。公路两旁象是一幅幅江南的风景画，有小巧的村居，有碧绿的鱼塘，有镜子般平静的水田。美国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可是真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可以如此灵秀，如此田园。

我和大智挨着坐，“亨利”坐在过道的另一边，旁边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男人，一身西装，袖口外边有商标；头发用发胶打得很亮，肩膀上散落着一些头皮屑。他手指上带着两个硕大的金戒指，指甲缝儿里却有很多黑泥。再看“亨利”，象是直接从时装杂志上走下来的人物，脸上自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和大智是发小儿，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死党，所以见面有很多话说。我们彼此交换一些老朋友的信息，和目前的一些想法。就这么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很随意，很舒服。

大智冲我向“亨利”那边一努嘴儿，我一看就乐了。刚才一上车，“亨利”和那位“农企”就象水火不相容的一对儿冤家，目不斜视，谁也不理谁。现在俩人都进入假寐状态，居然和睦相处得不行，“农企”的头枕在 “亨利”的肩上，嘴角流着口水；“亨利”斜靠着身子，脸上一副满足的表情。

忽然我的手机响了，一接通，原来是我们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松井小姐，她也是来上海参加这个会议的。我不会日语，就用英语寒暄了几句，并告诉她我当晚回上海，第二天再跟她联系。

车到了杭州，我们纷纷下车。一个中东模样的人忽然向我走来，用生硬的英语说，“先生，你能讲英语吧？我刚才在车上听到了。”

我说，“是的，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然后他就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地方怎么走，我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他要去什么地方。“亨利”和大智也不知道。

于是中东人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条，上面有两个中文字，看上去象个地名，说他就要去那儿。

我就拦住一个汽车站的工作人员，问他怎么走。他跟我说从这儿要再换两趟汽车才能到。

我听明白后就解释给中东人听，说完了我问他，“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他谢过我后说，“那儿有个服装批发市场，我是作服装生意的，想去那儿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我心想，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就在中国四处闯荡，真够勇敢的，祖上肯定走过丝绸之路。

其实我们来杭州，是为了见见黎阳。黎阳是我们大学同学，同级不同班，以前也一起在深圳呆过。他后来也出国读书，毕业后回了国，先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几个大公司作，后来自己在杭州创办了一个高科技公司。黎阳本人很有才，出国前就出了很多本书，都是企业兼并改组方面的，据说都很畅销。

当年我们一起在深圳的同学朋友里，很多人最后都出了国。留在国内的混得有好有坏，有几个朋友发了财。有的在“地王”大厦买了办公室；有的因为有了资金，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亨利”现在是投资方面的行家里手，这次有点受人之托，来了解了解情况。“亨利”说小猛下午也会从深圳飞过来，一起商量些事。

我到上海前接到过黎阳的一个电话，他说过些天要来美国，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全球高科技的展览会，正式推出他们的产品。

所以我们来杭州，一来是看看老友，二来也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机会。

“亨利”打通电话，“请找一下黎阳。”

电话里传来一个甜甜的女声，“您找黎总呀，请稍等。”

这两年回国，一打电话，发现很多同学都成了这总那总了。

前两天在北京，我办事的地方在大学同学江邑的公司附近，于是就打电话约他抽空见一面。

他的办公室在东二环边上一个豪华写字楼里。一进公司的玻璃门，我对前台小姐说，“我是来找江邑的，事先和他约好了。”

小姐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说，“对不起，我们江总正在开会，您到我们会客室等一下吧。”然后就把我领到一间屋里，并递上一杯茶。

我觉得有些好笑，以前江邑在我们班是个老好人，挺面的，我们有时候叫他“Ｇｅｎｔｌｅ面”（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真想象不出他绷起脸训下属时是什么样儿。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十分钟了，开始有点不耐烦。这时候前台小姐拿了一捆报纸和几本杂志进来，又给我的茶杯里续了点儿水，然后说，“您再等一会儿，他马上就完事儿了。”

我心想，行，被江邑调教的不错。

又过了大概十分钟，我看到会议室的门儿一开，江邑和一个中年人说笑着走出来，一边握手一边拍肩，满脸堆笑。他点头哈腰地把那人送到门口，目送他进了电梯，扬起手道别。电梯门一关，他的笑脸就“呱叽”一下掉了下来，恢复原状。

他一回头，看见了我，“哟，你都来了，他们怎么没告诉我呀！”

我说，“你要再让我等十分钟，我就把你办公室砸了。”

他连忙把我让进屋里，一边说，“不好意思，得罪，得罪。”

一进门儿，迎面一张宽大的硬木大班台，后面一张真皮大板椅。左手边一个书架，放满了精装书。书架旁一个根雕的花架，上面一盆龟背竹。右手边的墙上并排挂着四幅小字画，梅、兰、竹、菊。

我哈哈大笑，一边从包里掏相机，一边口中大呼，“儒商！江总，你真是儒商啊！”

江邑赶快跑过去把屋门关上，压低声音说，“你严肃点儿。那字画儿不是我挂的，以前那儿就有。”

我们落坐，我大大咧咧地问，“说吧，你什么时候成了江总的？”

江邑有点儿脸红，然后嗫嚅着小声说，“我，我是副总。”

我们和黎阳约好了在一个餐馆见面。从外面看，这个餐馆象个旅馆，有四五层楼高。一进去，第一层是一个大厅，可以放下几百张台，并且爆满。上面几层是单间包房，也都是满的。后来我听说这儿不光周末这样，平时也这样，连中午都这样。想想我们在美国，每天中午就啃个汉堡包或三明治什么的也真是可怜。

黎阳和他新婚的太太一起来了。他们看上去气色和精神都很好。

穿着红色旗袍的小姐把我们领进一个包房。

老友见面，自是天南地北、国内国外的一通乱侃。

我们点了传统的杭州本帮菜，东坡肉，松鼠鳜鱼和莼菜汤什么的，吃得很高兴，尤其是我。

我问黎阳，“回国后感觉怎么样？”

他说，“满好的。现在我们在作自己的这个公司，虽然刚刚起步，比较忙，但是很充实，毕竟是自己的一个事业。杭州这个地方也不错，很适合生活。周末我们两个人在西湖边儿骑骑自行车，挺舒服的。”

我说，“也是。在国外尽管干得再好，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谈不上‘事业’。”

等我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小猛风尘仆仆地进来了，他刚刚从深圳赶来。

陪小猛去酒店办了入住手续，我们就随黎阳去了他的公司。

坐在出租车上，黎阳的太太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公司的技术是杭州大学发明的，因此他们把公司设在了杭大附近的新技术开发区里。

我们一行人走进办公大楼，来到黎阳的公司。公司办得很象样子，几大间办公室里坐着几十个员工，全部坐在电脑前忙碌着。

黎阳把我们引进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叫秘书送进来几本印刷精美的公司宣传手册，分别发给我们。

封面上写着“中正生物认证公司”，扉页上几个大字“立中而气正”，显得很有气魄。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蒸汽机的出现，解决了动力问题，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铁路的出现，解决了物流问题，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解决了信息流的问题，从而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　但目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流的安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中正推出的指纹认证与数字生物信息护照等解决方案，　解决了国际互联网的核心问题－－身份认证，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流的安全架构稳定的基石。　中正的指纹认证解决方案将成为未来全球电子商务安全认证的标准。”

下面是一张照片，是一块刻有“中正”二字的白色岩石，斜刺向蓝天，显得气势磅礴，野心勃勃。

接着，黎阳就打开笔记本电脑，给我们作公司产品的幻灯片展示。然后，他又给我们演示从网上下载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信息，包括一个小电视广告。尽管我对这一行业很不熟悉，但我还是产生了很大兴趣，而且直观上感觉产品很有前景。

黎阳说，现在他们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很多海内外的报纸杂志也都有介绍，国内也有一些公司有合作意向。但是他们想把眼光放远，准备在海外寻求合作伙伴，并把目标定在一些大公司，比如ＩＢＭ和英特尔什么的。这也就是他们这次准备去美国参展的目的。这次在美国的展览会，是全球高科技行业领先的公司才有资格参加的，所以有机会找到一些有兴趣合作的公司。

因为我对国外的展览会比较熟悉，就根据我的经验给他们提了一些建议。

黎阳一指墙上，是一张美国硅谷的地图。他说，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打进硅谷的。

我相信他说的话，也真心希望他能成功。

其实这种内容和口气的话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在美国，和朋友聊天，最通常的话题就是那几个，“绿卡办得怎么样了”，“工作找得如何”，“今年有没有加薪”等等，最近美国经济不好，很多人又担心被公司裁员。大家到美国后，先读书拿学位，然后找工作熬绿卡，没有拿到绿卡前不能换工作，更不用说干自己的事业了。等一切都办好了，也年纪一大把了，娶妻生子买房子，然后就几十年如一日的等死。这其中的生活中自然有很多乐趣。可是你问问来美国的中国人，你感觉压抑吗？我相信没几个人可以说不。

聊着聊着，天渐渐就黑了。我们因为第二天还有事，就准备告辞回上海。尽管黎阳极力挽留，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管被老板怎么剥削，本职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黎阳的秘书打了几个电话，查到还有一班回上海的长途车。我们于是握手告别，然后就随秘书一起跳进了出租车，向车站赶去。

坐上了回上海的长途车，大智说，“你看，我来了一趟杭州，连西湖都没看见。不过你这帮哥们儿还挺不错的。”

大智在国内混得也不错，有房有车，也挺受领导重视，时不常地到国外公费旅游一圈儿。可他也在考虑出国的事儿，也在跟我商量。

我说，“你要是想出国后有多大发展，我建议你还是留在国内。如果你只是把出国当成一种生活经历的话，我倒是极力支持。人怎么都是一辈子，多经历一些没什么不好，也不能总是患得患失的。”

上海下过雨，水洗过的路面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盈盈的亮光。

外滩远没有白天那么喧闹。一座座欧式风格的建筑凭江而立，透出一种异国情调。

我们缓缓地走在街上。身边不时穿过一对轻笑的情侣。路边站着一个瘦瘦的老人，胸前吊着一个方形的木盘，上面摆满了香烟，让我觉得象是回到了旧上海。

老市长陈毅的雕像屹立在黄浦江边，漠然注视着十里洋场曾经的风雨变迁，萧疏显赫。陪伴他的，是一江秋水默默地向东流去。

天上又下起了小雨。我们走在红砖的路面上，雨点落在宽大的梧桐叶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

我们找了一家小馆儿，点了几个小菜，吃完后就回到了我们下榻的“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据说是上海最老的酒店，座落在十里洋场的一端。酒店一层的歌厅里有一个老爵士乐队，演奏者都是当年混际于上海滩上的一些老人，平均年龄有七十多岁，乐曲都是一些怀旧的老上海流行曲。

听众很多是外国人，还有一些时髦小青年。我旁边的一桌是一群打扮前卫的小孩儿，都不会超过二十岁。一个头上包着方巾的小姑娘面孔清秀，嘴里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

听着听着，晃乎间我看到老乐手们核桃般皱巴的脸上都变得光滑平整起来，头发也梳得油光可鉴。他们意气风发，摇头晃脑地演奏着，还不时地瞟一眼台中间扭摆着腰肢的妖冶歌女。

歌女穿着闪着亮光的旗袍，鲜红的两片嘴唇上下翻飞着，“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回到房间，我们发现旁边的一间门上贴着红喜字，里面传出阵阵喧闹声，说的都是上海话，想必是在闹洞房。

“亨利”作一脸厌恶状，认为在饭店结婚真是土得不能再土了。

跑了一整天，我们也都挺累的。大智进洗手间洗澡，“亨利”打开了电视。我站在窗户边，打开窗帘。

小雨还在飘着，在楼顶探照灯的光柱下象是雪花。

马路对面是“和平饭店”的南楼，密密麻麻着古香古色的石窗。楼底下有一个门，门上方是个半球形绛红色的帆布拱檐。楼壁上有块石牌，刻着“１９０６”。

电视里的舞台上，几个染着头发的新新人类在歇斯底里地弹唱着，台下是如痴如狂喊叫着的一群上海宝贝儿；楼下的老爵士们还在有条不紊地演奏着，靡靡之音不屈不挠地从窗缝儿里传了进来。

我盯着窗外，仿佛看到一部黑色老爷车停在路边。车门一开，一条裹在旗袍里的白腿探了出来，脚上登着一只红色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