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Tina 于 June 14, 2001 00:17:12:
上海点滴 (2)
送交者: Tina 于 May 04, 2001 21:20:33:
回答: 上海点滴 (ZT) 由 Tina 于 May 04, 2001 21:17:55:
⒋城隍庙和大闸蟹
睡醒觉后，大智建议我们去城隍庙吃早餐。
刚上了出租车，我们就接到江邑的电话，说他在火车上，马上就到上海了。他来上海有点儿公事，也是来和我们聚聚。我们跟司机打听了一下，火车站离城隍庙不远，所以我们就说好先去找地方，然后在那儿等他。
从和平饭店到城隍庙很近，没一会儿就到了。一下车，眼前出现一条干净宽敞的仿古街，街道两旁的建筑全部雕梁画柱，商店门口都挂着红底儿金字的幌子。有游客模样的人从店铺里出来进去，也有本地的老阿婆提着菜篮子过马路。
大智前两天和业务单位的人来过这里，所以轻车熟路。他七拐八拐地把我们带到了上海著名的豫园，踏上九曲桥，移步换景，有亭台楼榭，有小桥流水，一群老人围在一起依依呀呀地唱着评弹，情趣盎然。
走过桥来，就是我们就餐的饭馆－－绿波廊。
大智是回头客，所以主点。他向我们推荐了鸡鸭血汤等四小碗儿，我们又点了蟹粉小笼包、枣泥饼和南瓜饼等小点。吃的上齐了，我们又打电话给江邑，他说还要等一会儿，要我们先吃。
我们也饿了，就敞开肚皮大吃。食品做得都很精细，味道也很好，只是看得出这里还是国营的餐馆，服务较差。
等我们都快吃完了，江邑还没有到。
大智说：“你知道吗，克林顿全家来上海时还在这儿吃过饭呢。你看墙上的照片。”
我一看，餐厅四周果真悬挂着几张克林顿在这儿拍的照片。我闲着没事，就走到一张照片前，指着克林顿的酒糟鼻，让“亨利”给我照了张相。
看了一下手表，我们都有些着急了。我中午还约了客户，大智的飞机是在下午，而且是在浦东。
我又拨通了电话，半天没有人接。还没来得及挂断，就见一个人和一阵电话铃声一起走了进来－－是江邑。
江邑简单吃了一点儿，我们就买单走了。
我们赶回和平饭店，退房，然后把行李搬到我开会的锦江饭店，我就算是正式进入工作状态了。
房间安顿好了，大智就坐大巴去机场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他还得上班。
我开始去见客户，江邑和“亨利”开始闲聊闲逛。
和客户在酒店的咖啡厅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到楼下为展览会作些准备。
大堂里人来人往，很多都是来参会的医生，也就是我的客户。现在医疗行业作得很专，分工很细，所以这些客户很多都是熟面孔，在美国和别的国家的展览会上都见过。于是我就不断地遇到人打招呼。
找了半天，我才在行李房找到了我们参展的展品。
大堂里摆了一长条桌子，有一群人在那里嘻嘻哈哈地聊天。我上前问他们是不是会议组委会的，回答说是。我问一些细节，他们面面相觑，没人知道。我问明天几点开展，他们支吾了半天说，八九点钟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八点还是九点。
很快我就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觉察出这次会议组织的混乱。很多人都在大堂里走来走去，问来问去，象无头的苍蝇。有几个外国医生因为不说中文，不得不寻求我的帮助。
若是在美国，这种规模的会议在接待处最多只有一个人和一台电脑。有人来登记，接待人员就会递上一个胸牌，和一包材料，其中包括所有有用的信息，会议日程安排、与会者名单、厂商名单、论文概要、观光信息和地图等。展览时间、休息时间和发言的时间都会精确到分钟，因为医生们的时间都几乎是按分钟收费的。
展会虽然是第二天才开始，我觉得已经忙得团团转了。
等把可以安排的都安排了，我准备上楼，忽然在大堂里碰到了我们在日本的代理商松本小姐和福士先生。他们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我自然要好好招待，于是我和他们约好过一会儿一起去吃大闸蟹。
回到房间，江邑和“亨利”已经逛回来了。“亨利”说他马上要赶回杭州，小猛和黎阳还在那边等他。我晚上也有事儿，于是就只好告别了。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正值秋菊吐艳，稻菽飘香之际，也正是人们吃蟹的最佳时节。据说早在宋元时代，吃蟹就成了人们一大享受。到了清代，“品蟹赏菊”更成了一种时尚。记得“红楼梦”里有一段描写众姐妹在大观园里吃螃蟹，“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令人垂涎欲滴。
全国的各种海蟹、河蟹里，又属昆山阳澄湖产的清水大闸蟹最有名。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诗，“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
我们经人推荐，来到了一家餐馆，点了大闸蟹和其他一些小菜儿。在座的有松本小姐、福士先生和一个日本医生。江邑晚上没有约到客户，就随我们一起来了。
大闸蟹一上桌，果真名不虚传，“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入得口中，香味四溢。
江邑是南方人，很懂得吃蟹的门道。他要来了镇江醋、姜末和糖拌的调料，又点了绍兴黄酒，据说有鲜腥暖胃祛寒且帮助消化的功效。他给我们作吃蟹示范，我们众人一一效法。江邑说，在我们老家，真会吃螃蟹的人，一只蟹可以下一瓶黄酒。
为了弘扬中国的饮食文化，我又信口开河地给几个小日本讲了有关黄酒的“状元红”和“女儿红”的故事。日本人频频点头的时候，江邑用汉语小声对我说，你讲错了吧。
我也没理他，又打开了一只母螃蟹。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我又要了两瓶陈年的黄酒，送给日本医生作纪念。
要来帐单，总共一千多块。我拿出信用卡，小姐摇了摇头说，我们这儿不刷卡。我赶快从钱包里翻现金，才发现根本不够。江邑见状赶快拿出皮夹，从一大叠钞票里抽出几张，算是替我解了围。幸亏他晚上跟我一起来了，要不然我这个眼真是现大了。
在国内出差，我总是拿不准带多少现金合适，这方面江邑要比我有经验的多。
大家吃得都很高兴，我们说说笑笑地回酒店。
福士先生是我的老客户，五十多岁了，和我私人关系很好。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他忽然问我，刚才那餐饭是一千多元人民币吗？
我说，是啊。
他又问，那个服务小姐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我说，大概几百块吧。
福士先生吐了一下舌头，那也就是说，我们一餐饭吃了她几个月的工资？
我说，应该是吧。
他问，那她吃什么呢？
我说，她吃……，我也不知道。
送几个日本人回了酒店，我和江邑开始聊天。
大闸蟹吃得很爽，我还意犹未尽，就对江邑说，还是你们在国内舒服呀，生活安逸，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他说，你每次回国时间都这么短，走马观花的，能对国内了解多少？
我说，我看国内就是不错，大家混得也都挺好，都是这个总那个总的，我们在国外累死累活的，也不过就是一个碎催。
江邑说，你太片面。远得不说，不出北京城，就有家里揭不开锅的，下岗的那些人可惨了。况且也不是人人混得都好，我们班同学里就有整天躲债的，弄得大家敬而远之。我知道你们在国外生活压力大，还要办身份什么的，可是我们在国内也很辛苦啊。工作很忙，还要抽空念研究生。你我同样是经常出差，可是我们出差条件就差多了。我是作农产品出口的，出差的地方都是农村，根本没飞机可坐。所以我现在都习惯了，到哪儿去都可以坐火车。住的地方就更不要说了，有时候运气不好连热水都没有。
我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也是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呀。
江邑斜了我一眼，换了个话题，哎，你还记得咱们系那个博士导师林教授吗？
我想了想说，记得呀，我上本科时总逃课，可那老头儿的课我还是挺爱听的。
江邑说，以后你想听也听不到了，林教授前些天去世了。我们几个人去他家里慰问，进门一看，跟你说，真是让人感动。我毫不夸张，屋里家徒四壁，除了书就是书。可是你想想，他有多少学生都发财了。”
我没有说话。
江邑接着说，我昨天坐火车时，同一个包厢里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从北京开会回来。我们一路上聊得很好，他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坐软卧。下了火车我要去城隍庙找你们，就问他怎么走。老人很热情，告诉我怎么怎么倒公共汽车，还亲自带我到了车站。你知道那点儿打车的钱对你我都不是什么问题，可当着老教授，我真不好意思伸手就拦出租。后来我就坐了几站大巴，才下车打的过来的。
我说，哦，怪不得你中午那么晚才到呢。
⒌国际人
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殃殃大国，我们每个地方的人都对自己的出生地有充分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有时候弄不好会膨胀到唯我独尊，甚至会瞧不起或挤兑别地方的人。
凭良心说，上海人在各地人里受挖苦的比例要稍高一些。
有人说上海人功于心计，精打细算，打交道时要小心；有人说上海人小里小气，两个大男人在公共汽车上争执，能用吴农软语吵上两个小时，也不会动手。
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里面有一个小品，一个男演员用各地方言串演几个不同地方的人。到了他演上海人的时候，口里细声细气叽叽喳喳地说话，手里还捏着一个道具，是一只泥鳅大点儿的小咸鱼。我当时看到那儿时一边儿乐，一边儿说这导演可真够损的。
人们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以讹传讹，上海人的名声就多少受到了影响。弄得有的上海人和外地人交朋友拍胸脯掏心窝子的时候都先把自己摘出来，“哥们儿，我跟你说，我可真不象上海人。”
老实讲，那样的上海人我见过，也打过交道，就象我见过那样的别地方的人一样。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磕瓜子儿磕出个臭虫，也是什么仁（人）儿都有；每个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可要是说上海人都那样儿，那实在是有些以偏概全了。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一个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与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还有一些参展公司。但由于会议地点设在上海，大部分光顾我们展台的都是一些近水楼台的本地人。
我和另外几位代理商不停地忙碌，不厌其烦地给客人介绍我们的产品，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用中文。我们频繁地交换名片，我注意到国内很多人的名片上都印有“博士”、“硕士”、“ＭＢＡ”等头衔。
有几个人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被我误认为是新加坡人或是香港人。聊了很久，换了名片，才知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并且从没有出过国，令我惊讶不已。
展会的第一天，我们在展台贴出了“在上海及中国其它地区诚招代理”的告示，当天下午就有很多公司来找我商谈，几天以来都是如此。我也没想到消息会传得这么快，而且这些公司的积极性也都很高。
我感觉大部分和我谈的人都很上路，也很专业。我于是很快找到了几家可以继续协商的公司。
有趣的是在跟我谈过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曾留学美国，居然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大学。他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回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跟我说，他们现在给很多国外的厂商在中国作代理。每一类他们公司代理的产品，他们只找世界上最好的厂家，为他们在中国打出品牌。
和这些上海人打交道时，我感觉很好。他们都很务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那么多云山雾罩，也不跟你称兄道弟，双方条件摆出来，谈成就作，谈不成拉倒。我比较喜欢这样。有时候谈生意时遇到一些神侃胡吹的，还没怎么样就先拉你出去喝酒，刚一见面就象你亲兄弟似的，钩肩搭背，不分你我。问什么都是行行行好好好，可一动真格的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这种假豪爽的，在我们北方人里居多。
美国人也动心眼儿，也玩儿办公室政治，可大多数时还是直来直去的。长期在这种环境里，人变得有点傻，脑子里的弯弯绕儿也少多了，所以我觉得更适合上海人的这种方式，比较有效率。
刚刚口干舌燥地给一个客户演示完我们的一个产品，我正在低头找一份材料。忽然听到有人用英语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原来是澳洲著名医生莱温朵斯基。我连忙和他握手问好。
莱温朵斯基医生是我们公司的老客户，和我一起出过几次差，相处得很好。他性格开朗，喜欢自言自语，还总是眉飞色舞地不停地开玩笑。
有一次我随他一起去菲律宾和韩国开会，那阵儿正赶上闹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美国总统的裤裆成了当时全世界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会议期间，所有人见到莱温朵斯基医生都有意无意地管他叫“莱温斯基”，叫完还意味深长地偷偷窃笑。
有一回在他发言之前，大会的主持人宣布，“下面由‘莱温斯基’医生讲演。”场下发出唏唏嗦嗦地笑声。
莱温朵斯基医生大步流星地上台，拿起麦克风，微笑着说，“各位好，我是莱温－朵－斯基医生，我来自澳洲，而且我和莫妮卡没关系。”
场下爆笑。
我问：“怎么样，这个会还好吗？”
莱温朵斯基医生摇头晃脑地说：“还好，还好。”他的脸上总有一种淘气的笑容，让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在开玩笑。
我又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他听到后就笑着说：“有哇，你能救我一命吗？”
我就笑了，“您是医生啊，我又不是。不过我倒无所谓，可以试试，只要您放心。”
我们一起哈哈大笑。然后他说，“其实我是要渴死了，你能帮我找一杯咖啡或是一瓶水吗？”
我吃了一惊，“难道会议不提供咖啡和饮料吗？”
莱温朵斯基耸了耸肩，“不瞒你说，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没咖啡的国际会议。你知道吗？我们交的会费比在其他国家要高出很多呢。”
我连忙把随身带的一瓶还没打开的矿泉水递给了他。虽说我不是大会组委会的，可这毕竟是在我们中国，我还是有点儿招待不周的歉意，于是就邀请莱温朵斯基医生中午一起吃饭。
在国外象这样的会议，日程上都会排出一些休息时间，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不等。会议组织者都会在展览区提供茶水、咖啡、饮料和一些小吃，有时候还会有穿着制服的侍者托着盘子在不停地走来走去，送来酒类、插着牙签的小点或是冰激凌什么的。每到休息时间，医生们就会来到展区，吃点儿喝点儿，在展台四处转转。因此靠近摆放食品饮料的展台都是比较抢手的，甚至摊位费都要贵些。
看来国内组织这样的会议还是有些经验不足。
中午吃饭的时候，莱温朵斯基医生对我说，“其实中国的医生水平很高，病人多，临床经验丰富。他们的设备普遍比我们用的要简陋，可是手术作得都很漂亮。只是他们应该多多加强和国外的交流，多走出来学习学习。”
我点头称是。
他又说：“比方说，中国医生的平均英语水平都不太好，这也是日本和韩国医生的普遍问题，听他们在会议上发言非常具有挑战性，有时候我们看着幻灯片听都不知所云，所以学术交流上就有很大困难。我也曾设立过一个中澳医生交换访问计划，准备在澳洲培养一批中国医生，也让一些澳洲医生来中国进修。可是计划结束后，澳洲医生都回国了，中国医生却全都留在了澳洲，有的甚至当了出租车司机，让我真是想不通。”
我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不光是语言、文化背景和国力不同，还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我也同意中国人，不仅是中国医生，有机会都应该出来看看，逐渐吸收采纳一些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
说这话时，我想到了一、两年前在美国经历的一件事。
有一次一个在国内的朋友来信，说他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要来美国，可能需要我的一些帮助，我回复说可以尽量帮忙，然后就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过了大约有几个月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收到一个电话留言，留言的人说她是ＸＸ大学的张教授，人现在在加州，希望我给她回个电话，然后留了一个号码。我想了半天才想起很长时间以前朋友提到的这件事。
在电话上客气了几句，我就问张教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张教授说，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我们目前在作一项科研，我这次是来拜访美国的几所大学，和一些专家进行交流，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我听说你住的城市离佛州大学不远，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另外我的英语口语不太好，在美国也不能开车，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下。
我问，您要跟哪个专业的人联系呢？我可以先帮您查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您可以直接发ＥＭＡＩＬ给他们。等您定好了哪一天去，请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安排，看看能不能和您一起去。
然后张教授告诉了我她需要查找的信息。
放下电话后，我立刻上网，找到了佛州大学那个专业的网址，然后查到了一份教授名单和他们研究的课题。我按照张教授给我的传真号，把这份材料传给了她。
第二天，她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并说等安排好了通知我。
几天过后，我收到张教授的电话，说她第二天就飞到我这儿，然后要去佛州大学。佛州大学离我住的城市开车单程要两个小时，公共交通又非常不方便，张教授自己根本不可能去。所以我赶紧和公司请假。
第二天早上我从机场接上张教授，请她到我们公司坐了坐，然后就开车带她去佛州大学。
我们一路聊天，慢慢熟悉起来。张教授四十几岁，人很好，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讲话斯文，知书达礼。对于我能帮忙，她一再致谢。我说出门靠朋友，您千万别客气。
我们聊得很投机，两个小时一下儿就过去了。
到了佛州大学，我问张教授，您跟他们约好时间了吗？
她说，我其实只想见一个教授。我前两天给他发了个ＥＭＡＩＬ，说今天来拜访，没约具体时间。不过我想他知道我来，应该在这儿等我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整天都在办公室的。
我说，美国的教授是不坐班的，不过我们可以先去他们系里看看他在不在，碰碰运气了。
来到系里一问，美国教授果真不在。我看了一下表，快中午了，于是我就请系秘帮我联系一下教授，跟他说我们下午两点再来。
系秘问，你们事前预订了时间吗？
我说没有。系秘脸上有点不快，说我可以试着联系，但不能保证两点钟他肯定能来。
我说，不管怎样，我们两点钟再来看看吧。谢谢你。
然后我就先带张教授去吃午饭。张教授问，两点会不会有点儿早啊？他没准儿要睡个午觉呢，我们学校的老师中午都睡午觉。我觉得挺好玩儿的。在美国除了家庭主妇，好象没谁会睡午觉。
两点整我们又来到了系里，美国教授还没有来。系秘说刚刚联系到他，现在正在路上。
我们又等了大约２０分钟，一个高大的美国老头气喘吁吁地来了，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他留着大胡子，头上还戴着一顶西部牛仔帽。
大胡子教授很有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可我觉得他态度上有一点点冷淡和傲慢。
他把我们引进他的办公室，摘了帽子，让我们坐下来，然后直接了当地问，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我看了看张教授，她也看了看我，然后脸一下子红了，小声用英语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注意到大胡子教授的脸色有一瞬间变得很难看，我也觉得有点尴尬。他大概是觉得你们大老远把我叫来，怎么会连目的都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张教授不是这个意思，她只是把中文里的一个开场白直译了过来，又因为讲英语不太适应，所以显得有些不自信。
张教授慢慢地开始说，他们在作的一个科研项目已经基本成功，现在需要找一个测试方面的专家，希望能够和佛州大学合作等等。我一点一点帮她翻译，大胡子教授微微点头。
等谈到专业问题的时候，张教授已经能够用英语表达得很清楚，大胡子教授渐渐显出一些兴趣。
后来，张教授从提包里拿出一个他们研制的样品，递给大胡子。
大胡子教授戴上眼睛，仔细观察，眼里渐渐放出兴奋地光芒，然后情不自禁地大声说，这个是你们做的？简直不可思议！我相信这是目前世界上做的最好的！美国很多实验室都在尽力，可到现在没人能做出来。
然后他又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嘴里不停啧啧称赞。
张教授又用汉语对我说，这是星火计划的一个重点工程，国家非常重视，拨了一百万美金的资金，不够的话还可以追加。她为了这个项目已经来美国好几次了。如果能请到美国专家，他们可以请他到中国来，一年几次都可以，全部费用都由中方来出。如果美国专家需要到别的国家开会或作跟这个课题有关的学术交流，中方也可以负担费用。
我听了以后都吃了一惊，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张教授为什么早没有提呢。
果不其然，等我给大胡子教授翻译完了，他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笑容，脸也涨红了，马上说他非常愿意合作。
然后他又和我们开始热烈地交谈，还主动带我们到他的实验室参观。和我们刚见到他时，他的态度迥然不同。
谈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告辞。张教授拿出一个锦盒，递给大胡子，说是送给他的礼物。
大胡子打开一看，是一个彩绘的瓷瓶，做工精美，白色的瓶壁薄得象纸一样，显得价格不菲。
大胡子的脸更红了，一边不断道谢，一边紧紧地盯着瓷瓶，两眼放光，显得很贪婪。
我心想这教授也真够没德行的，也不收敛点儿。我见过很多美国人都喜欢贪小便宜，没想到这堂堂教授也这样。
回程的路上，我对张教授说，“其实这是很好的一次机会，我相信要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的。您肯定能找到最好的专家。”
张教授叹了口气说，“其实主要是双方的沟通问题造成的困难。”
一天的接触，我觉得张教授是个水平很高的谦谦学者，也是个平易近人的实在人，于是就直言道：“我觉得其实沟通不仅是个语言问题，还有一个行事方式的问题。比方说和美国人打交道，一定要事先约好时间，越提前越确切越好，否则会被认为是不礼貌。还有在您来之前，应该把您想办的事情大概告知对方，１、２、３、４、５，简明扼要，让他们有个准备。另外您自己也应该有备而来，最好准备一些书面的材料，这样一来表示对别人时间的尊重，二来也比较有效率。”
张教授点了点头，“你说的很对。”
我又说，“您来这儿是寻求合作的，但同时也给对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所以双方是平等的，应该不卑不亢。我们不但要把提供的优惠条件讲出来，同时也应该阐明我们的要求。就象在中国一样，都是专家，水平也良莠不齐。我们既然有最好的条件，就应该找到最好的专家，不管他是不是美国人。”
张教授说，“不瞒你说，我们在这些方面很没有经验，不光是和外国同行之间的交流，也包括和国内厂商的接触。我们只是搞科研，项目研究好了就放在那里。有公司厂家找上门才有可能把产品市场化，否则的话出了论文就完事大吉，国家投入的大量研究经费其实就是白白浪费了，蛮可惜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有这些问题，好象只想搞学术，特别不情愿和外界接触，尤其是商界。看来这种观念也得慢慢改变。”
我说，“这几年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是件好事。我们在学习国外经验、了解国外办事方式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一些文化传统带了出来。几年前我刚出国时，周围的美国人几乎没人知道中国的春节。现在我们一过年，美国同事们就都会给我发电子贺卡，祝贺中国新年，而且很多人甚至都知道自己的属相。最近几年去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去年中秋节时我在蒙特利尔，和一些朋友去唱卡拉ＯＫ。等我们半夜三更出来的时候，看到几个加拿大白人在门口可怜巴巴地等包房。要在以前，他们怎么会知道卡拉ＯＫ是什么呢。世界越来越小，人们求同存异也越变越象。我想有朝一日，大家不管从哪国来，都会变成国际人了。”
⒍冤枉路
早听说上海有条衡山路，满街酒吧茶社，环境典雅、小资情调，是餐后小坐的好地方。
一天紧张的展览会结束后，我和几个日本客人在城隍庙吃了晚饭，又买了些紫砂茶壶等工艺品，就一起打车到了衡山路。江邑已经在下午赶回北京了。
北京的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酒吧，说我去了肯定不会失望的。我问了出租司机，他说不太清楚，我就让他把车停在衡山路口，我们自己去找。
下了车，一条精致的街道出现在眼前。路两旁的小树上挂着串串小灯，在夜色里闪着橙黄色的亮光。一家挨一家的店铺装饰考究，各具特色，“红茶坊”、“老时光”什么的，名字起得也不错。
福士先生对我说，这里有点儿象新奥尔良著名的ＢＯＵＲＢＯＮ街。我说不太象，衡山路没有ＢＯＵＲＢＯＮ街那么嘈杂，街上也没有那么多酒鬼、爵士乐表演者和色情商店。
我们一边欣赏街景，一边找朋友给我推荐的那个酒吧。在街的一边走了一趟，没有找到。我们又调头从另一边往回走。我们手里提着买的工艺品，走得都有点而累了，还没有找到。我有些着急了，毕竟带着客户，这么转来转去的有点不太好。我就拿手机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问她怎么走。
按照她的提示，我们又找了一会儿，街边终于出现了一个栅栏门，上面挂着酒吧的名字。终于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推门而入，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庭院。离门５０米出，有一座二层的木制小洋楼，花玻璃上散射出灯光，在黑暗里显得很神秘。
我们进入小楼，宽敞的一层是个酒吧，二层是餐厅。酒吧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吧台，里面站着两个白人酒侍。
酒吧里的家具都是红木的，显得古旧昂贵。
房间的角落里摆放着高大的绿叶植物，几个小射灯从下向上打出不同的颜色，把植物弄出一种梦幻效果。轻柔的音乐弥漫在空气里。
这时正是西方的万圣节，也叫鬼节。酒吧四处就挂着一些小鬼和稻草人。古色古香的红木长凳上摆放着几个橙红的南瓜，竟然搭配得珠联璧合。
我们入座，点了酒。打着黑领结的侍者给我们点上蜡烛，蜡烛托儿居然是个真的小南瓜，拳头那么大，上面刻着个鬼脸。
墙上的一个小黑板上写着：从即日起开始圣诞节预订。
几个日本人不停称赞这里环境好，我也很高兴。
我说，真抱歉让你们绕了这么多路。
福士先生马上摆手道，不会不会，多走了点路，可多看了些风景，还找到了这么一个好地方，值得，值得。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庭院以前是宋氏家族的私家花园。
上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浦东机场还没修好。据说这个新机场修得相当好，所以我这次专门把回北京的票订在了浦东，想去看看，尽管要从酒店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到机场。
到了机场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外形新颖，设备先进，我敢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机场之一。
我走到柜台前办登机手续，顺便要一个靠走道的位子。
工作人员很有礼貌。他说，这班飞机很空，不会超过五十人，您随便坐都可以。
我道了谢就去登机口了。
快上飞机的时候，我接到云丹的电话，说她马上要到上海了。我说，可我马上要回北京了。
上了飞机我才发现，这班飞机其实挺满的。我就一直走到最后一排，碰巧还有一个靠走道的位子，就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我看到一个满脸骄横的女人一边托着拉杆箱往后面走，一边气哼哼地回头对跟在身后的空姐抱怨着什么，空姐在不停地道歉。
她走到我身边，手一摊，对空姐大声说，你看，这都到最后一排了，哪里有靠走道的位子？你们地面人员说肯定有。你说吧，现在怎么办？
空姐很为难，满脸通红，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看了看那个女人，觉得挺面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８０年代末曾红极一时的一个影星。
我看空姐挺可怜的，就说，要不你让她坐我这儿吧，然后就挪到了靠窗的位子。
影星哼了一声，连句谢谢都没说，就一屁股坐了下来。空姐赶快跟我道谢。
影星坐了下来，还在不住地嘟囔， 真是够差劲的，这么好的机场，服务也这么差。
我也没理她，拿出一本书看。
飞机飞了一阵后，我有点儿困，就想睡一会儿。可影星在看报纸，哗啦哗啦地翻来翻去，弄得山响。
我也睡不着，就跟她搭话。我说，对不起， 你是……
影星猛地一扭头，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如同两把利剑。
我吓了一跳，接着说，你是ＸＸＸ吧，我看过你演的电影。
她忽然一下子就温柔起来，脸上露出完美的笑容，声音甜美地说，是我呀，你还真认出来了。
估计她是把我当追星族了。
我想逗逗她，就说，可不，这么多年你一点儿都没变，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儿肉麻。
影星倒不觉得，羞涩地笑着说，哪里，哪里。跟刚才那个泼妇判若两人。
我们一起下了飞机。首都机场的大厅里有一些巨幅广告，有一张是当红艺人章子怡的特写，明眸皓齿，青春亮丽。
我注意到影星瞟了一眼章子怡，眼神有点儿复杂。
两天以后，我要从北京飞洛杉矶回美国，没想到又在上海停了一下，而且还是浦东机场。
出发前比较匆忙，我也没仔细看我的航班行程，也就没注意到我需要在浦东机场停留两个小时，否则前两天我也不用大老远专门跑这儿一趟了。
我换了登机牌，居然是两天前回北京的同一个登机口。
起点又回到了终点，老天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你不是想看浦东机场吗？我让你看个够。
我走进两天前去过的同一个小店，从同一个小姐手里接过同一个牌子的瓶装水。
拧开盖儿，咕咚咕咚喝了半瓶，觉得挺舒服。
本来，人这一辈子，谁说得准哪一段走的算冤枉路呢。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