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大街64号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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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Tenten 于 May 26, 1999 08:47:42:

送交者: Tenten 于 May 20, 1999 17:45:07: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Thu May 20 19:00:30 1999), 转信


王府大街64号


□雷达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
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
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
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
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
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
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
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
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地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地返
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
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
张,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
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
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1965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22岁。还在学校图书馆
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
《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
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
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
是何等堂皇而神圣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
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
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仰不可攀。然而,
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
府大街64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
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
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
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
显得格外高大神秘,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
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
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
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话音未落,这位女同
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呐那时“组织”就是
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
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
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
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
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
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
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
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
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
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
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
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1965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
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
周都要来一二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
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
终日。果然,到了1966年7、8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飚,红
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
完全变成了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
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
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
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
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
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
婕,她已被剃光了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
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
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
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
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
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
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决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
说“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
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
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
立即喝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
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
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
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
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
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的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
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
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年过去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
在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
强的。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
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
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
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
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
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
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22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
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
可是,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藉,又
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
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
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
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
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
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
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
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
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
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
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
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
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
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
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
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

  还有一个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
主席刘芝明。刘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
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
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
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
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
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
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
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
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
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
过,不,一定呼过。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
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
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
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
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
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
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
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
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
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
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
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
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
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
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
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
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
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
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50年代末大楼新建成时,
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宏的建筑,可是现在,
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
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br> 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
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
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
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
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
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罢。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
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
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
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
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分子、干部或被
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
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地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
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
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
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
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
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
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
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忿,出于利益,甚
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
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
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
火的。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30年前
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
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脚步匆匆。
“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
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
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
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
们抢掠金钱的疯狂绝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
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
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
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
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
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
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
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

   (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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