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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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狂人 于 August 17, 1999 09:39:20:

送交者: 狂人 于 August 11, 1999 12:10:36:

《今天》与我
徐晓
    
  【扫描者按】徐晓的《与我》原发表于在美国出版的1999年
的春季号《今天》,后为《华夏文摘》转载部分章节(第一至四节,以
及第十、十一节)。1999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廖亦武主编的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收入了此文,但在
敏感处作了较大的删节。现根据《沉沦的圣殿》一书将原《华夏文摘》
阙如的第五至九节扫描补入。

一、

  《今天》创刊至今已经快20年了,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
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这不仅因为
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
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
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
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
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
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
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
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我觉得
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
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
《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
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
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
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使命。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
现、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
不是一段文学经历(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
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
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二、

  1973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
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
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
店里仅有的那种6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
涂改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
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
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
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
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
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
18岁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
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
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
《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
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
的家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
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
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1975年,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
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
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
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说堕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
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
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
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
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
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
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
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
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
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
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
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
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
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
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
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
情还是爱情,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它更像是一
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还不能忽
略的是,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
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
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
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
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
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
《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
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1978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
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
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
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
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
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
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
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
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它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
和陆焕星。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
家里印的。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11月刘
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
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
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
不过是官方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上层
的权力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
《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
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
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
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
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
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
精神,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
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
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
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
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
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11·25”讨论会,违背了不参政的
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人。我相信,
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
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
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
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
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
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
彬三位女性。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员,而她
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阿
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
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
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
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
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
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
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
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1976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
团案而被捕入狱。我坐牢时不到20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
小玉那时才只有17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俩人之间的缘份还在于,
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年小玉
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缘份,六·四时她代表海
外留学生回国声援,我们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她走在
打着“海外学子”横幅的游行队伍里,我们互相拥抱,我激动得流了眼
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6月5日清晨,我们在她家门口巧遇
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连同仅
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四个月的小胎儿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
才抵达美国。

  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硕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破产法》,
被人称为“曹破产”,也许是因为与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瓜葛,六·四
时曾被捕入狱。

  我认为,例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
《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
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
在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
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
但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
知的。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
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
总是与政权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
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

  5年以后的12月23曰,我们在周郿英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
创刊五周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还找了
万之正在读研究生的学院给他施加压力。10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
国内参加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
人,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今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
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说:
“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烛的话,那只该是两支,而不该是
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
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15年以后的同一天,
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
《今天》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明年将是《今
天》创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
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根结底,《今天》是从深海里浮出来
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
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并必然地从这汇
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主墙、民刊是一个事件,一
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
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
星众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
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三、
  我很快找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
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
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1元5角的
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
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
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
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摺页、配页、装订,大家
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像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
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
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
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
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
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锋头。尽管如此,
它的质量仍与现在书摊上摆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
读者来信说:“我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
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
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
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
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由外地一家杂志
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
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才能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
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蓬,我们占用的东厢
房是刘念春的家。念春是《今天》的联系人,订阅刊物的人都应该熟悉
他的名字。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
和很深的造谐。他的哥哥刘青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要人物之一,
1979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狱之后流亡美国,现担任国
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席,成为一个流亡海外的职业革命家。念春
因受刘青牵连入狱三年,1994年又因申请注册“劳工同盟”再次被捕,
被判劳动教养四年,现正在东北某农场服刑。念春是在中国政治的漩涡
里闯出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
更愿意把他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可行或
不可行,而是应该或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力被剥夺,自由意志受到挑
战的时候,是非和价值的问题可以退居到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
计,或者说是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探讨的。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
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
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诿琐、
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念春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
认为他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
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
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
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离。软弱总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
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
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对
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
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即使没有
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近年来,人们对民运,对所谓民
运人士的微辞多出于此。但是念春是不同的,他们兄弟当年把家贡献出
来,是为民刊立了功的,以后又坐牢吃苦是付了代价的,但他们并不想
获取什么,否则,念春完全可以携妻带女出国,不必在普遍沉寂的形势
下去以身试法。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
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我曾在那
张桌子上把魏京生在法庭的辩护词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民主墙;记得那
个让人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
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
克和他的前妻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
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不记得是
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后来,我曾把这个意像写进一篇题为《带
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并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
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
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70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件奢侈品,听着音
乐干?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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